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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孙子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彭建新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5-11-26 13:06:43 更新时间:2015-12-02 16:10:20

  [关键词] 孙子文化、齐鲁文化、孙武故里广饶

  

  [内容提要] 孙子文化与齐鲁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齐鲁文化为孙子文化诞生奠定坚实深厚的基础,这片沃土孕育出孙子文化这株奇葩。同时,孙子文化是齐鲁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齐鲁文化呈现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子文化绽放的花朵,又更加彰显出齐鲁文化迷人绚丽的风彩。

  

      了解中国古代史的人都会发现,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在秦晋楚燕等其他诸侯国,同样战事频繁,战将很多,却没有诞生《孙子兵法》那样的兵学成果,而唯独齐鲁大地一枝独秀呢?

  诚如战略学者钮先钟所言:“所有的历史、文化、思想,都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而“战略思想,也都一定有其社会文化背景”。①任何思想都具有承先启後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依托于《孙子兵法》研究与传承的孙子文化并非孤立的,也不会突如其来。它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齐鲁文化为孙子文化诞生奠定坚实深厚的基础

  作为中国古典兵学文化的最杰出代表,《孙子兵法》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先秦时期地域文化的珍贵结晶。孙开泰认为,“孙武的成长,受齐文化的影响很深。他的《孙子兵法》主要完成于齐国,也可以说,《孙子兵法》是齐文化的产物”。“如果没有富于尚武传统的齐文化,就没有《孙子兵法》这样高水平的军事理论著作”。②逢振镐指出:“孙氏武、膑《兵法》是在东夷文化,特别是齐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齐文化的国度里才能形成我国军事理论思想体系”。③黄朴民在其所著《孙子评传》一书中强调:“开放进取的社会政治环境,充满活力的文化特质,悠久博大的兵学传统,决定了孙武生于斯长于斯的齐国,成为无可争辩的军事家的摇篮”。④

  一是齐鲁文化为孙子文化的形成铺就基石。

  2500年以前,《孙子兵法》形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其渊源就在于东夷文化的传统影响。首先在于东夷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黄帝行军打仗的军事原则、军事思想对孙子影响很大,《孙子兵法》中,孙子在讲到山地、江河、盐碱沼泽地、平原四种地形条件下的处军原则时所言:“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可以看出,孙武熟知黄帝的基本军事思想。此外,此前的《军志》、《军政》、古《司马法》等兵学理论成果,也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巅峰的阶石。其次,春秋时期频繁、多样的战争以及诸子百家的出现,是刺激《孙子兵法》产生的直接动力;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再次,管仲与齐桓公的改革,把国家安危相系于全体国民,引起了齐国全国人士对军事的普遍关注与兴趣,形成了产生军事理论的大环境。齐国推行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实行寓兵于民、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这种全民皆兵的风气一度影响到鲁国,就连墨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也都有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有关兵法的论述。因此,在齐国出现《孙子兵法》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再次,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养《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尚武的传统自黄帝、蚩尤时代就已形成,到西周姜太公治齐时又延续了尚武民风,管仲、齐桓公时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尚武之风成为军事理论产生的肥沃土壤和催化剂。最后,孙子出生于军事世家田氏家族,曾祖、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受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孙子从小就喜欢兵法,加上他个人天赋与努力,从主客观方面都具备了产生《孙子兵法》的因素。

  孙武总结历史经验,上承东夷兵学文化渊源,兼收夏商周军事文化,并取炎帝、黄帝兵学思想,还承袭儒、墨、道家精华,对当时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挖掘性探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齐鲁文化的绚丽多彩,也就没有孙子文化的丰硕成果。

  二是齐鲁文化推动了孙子文化中的不断创新。

     齐国兵学始祖姜太公在兴周倾商的斗争中,根据商强周弱,但商政衰败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阴谋修德”与“兵权奇计”两项致胜方略,成功地完成了剪商大业。姜太公也因此成为以奇计、权谋用兵的鼻祖。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国的争 战日益增多,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管仲为了使齐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又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作内政而寓军令”,推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建立常备军等新措施, 很快实现了强兵的目的。此外,管仲还首先提出了战略威慑理论,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认为“胜一而服百,则天下威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管子•七法》)。

  齐国兵家能够不断有所创新,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齐国良好的创新环境密不可分的。齐文化的开放性、务实性、功利性、兼容性等特质,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着其他六国无法比拟的文化依托。

  首先,齐文化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从齐国始祖姜太公开始一直奉行 “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这十分有利于贤能之士的脱颖而出。齐国兵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积极进取,深入挖掘自身的潜能,在兵学领域里不断创新的。齐国自姜太公起,对民众的统治就实行“平易近民”的软控制。姜太公面对齐地民 众舒缓达观、自由开朗的社会风尚,采用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没有强制推行严峻拘谨的“周礼”。经过历史的演进,使齐文化养成了较强的民主精神。即使到 了战国时代,齐国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但相对于其余六国而言,齐国的君主专制也显得较为开明。这就使齐国的民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拥有更多的自由。齐国统治者的这种开明态度,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使他们的思想较少受到压抑和限制,能够较为自由地畅想、讨论与辩驳。

    其次,齐文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齐人不守陈规,不尚道统,善于随时而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注重实效,追求事功。齐文化的这一特质深刻地影响了齐国兵家,对他们的创新活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齐国兵家的头脑里,功利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尤其是在无情的军事斗争中取得成功,就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而必须时刻保持旺盛的创新欲望,努力探索,做到发人之所未发,以新制胜,以奇制胜。

    再次,齐文化具有浓烈的尚武之风。齐人尚武,上自国君,下至普通民众,率皆如此。如《晏子春秋•外篇》云:“庄公陈武夫,尚勇力。”《公孙龙子•迹府》说:齐闵王好勇,他认为“见侵侮而不敢斗”是懦弱的表现,对这种人,他是不会让其做官的。 《管子•五辅》也说齐国“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普遍的尚武之风,使齐国许多优秀的人才投身兵学领域,这种局面使齐国兵家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深感不努力创新,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因此,兵圣孙武能够紧随时代潮流,在及时创建新理论、新学说方面有突出表现。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奴隶制日薄西山,封建制曙光初露,军事领域内原有的战略战术原则,一一被时势所淘汰。在实战中,与奴隶制的仁、礼观念大相径庭的奇袭、设伏、截击、连续追击等新的战法不断涌现。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孙武以其独特的眼光,非凡的智慧,及时对西周以来的兵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的 批判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兵学理论。首先,他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提出了“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军争》)的观点。不赞成周朝的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用兵原则,主张“能而示 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提倡“因粮于敌”(《孙子兵法•作战》)、“掠于饶野”(《孙子兵法•九地》)。这就对周朝以仁义礼让为核心的“军礼”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从而为兵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次,孙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战略战术理念,如先胜思想、全胜思想、速胜论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的理想境界,“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的治军原则,“五事七计”的战争观,形势、奇正、虚实等战争指导理论,“五间俱起”的用间之道等,从而使其军事思想成为一个主旨鲜明,内容丰富,互相关联,深富哲理的严密体系,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划了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导倾向。

  二、孙子文化是齐鲁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仅就《孙子兵法》而言,虽然只有五千九百余字,但言简义丰,体系庞大,思想深邃,全书十三篇,以战争运筹和作战指导为核心,层层展开,逻辑严谨,形成了一个极富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其内容涵盖了战争观、战略战术、作战保障、军队建设等军事理论的主要方面,并在这些方面创设了诸多内涵深邃的范畴和命题,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思想。

     第一篇《始计篇》,主要论述了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首先推出全书总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重兵和慎战思想,而战争的胜负则取决于敌我双方在“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的优劣。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论述战争的重要性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以此作为战与不战决策的基本依据。

    第二篇《作战篇》,论述了人力、物力、财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问题。孙子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俗谚亦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完善、充分的后勤保障,仗又该如何打呢?有鉴于此,孙子主张战争宜速战速决,强调“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指导原则,以及“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策略原则。

  第三篇《谋攻篇》,论述了“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一些军事规律。鉴于“兵者,凶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孙子在这里提出战争的最佳指导原则: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战略利益。他策划战争方案的原则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继而,提出“以虞待不虞”、“将能而君不御”、“上下同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以及“知彼知已,百胜不殆”等取胜之道。

  第四篇《军形篇》,从军事的内在实力和外在实力两个层面论述赢得战争必须具备的客观物质力量,提出了“先为为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则。他认为,要想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在政治上要“修道而保法”,也就是政治清明,法制公正,以凝聚士气人心,其次,在军事上要加强建设,保持强大实力,以使已方处于“以镒称铢”的优势,同时在攻防策略上,既要出其不意,快速反应,机动灵活,又要深藏不露,使敌方不明就里。

    第五篇《兵势篇》,论述了如何正确实施作战指挥,灵活用兵,以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强调的是军事指挥家要在战争进行之际,刻意营造出有利于己方的战争态势,以先声夺人。这也就是说,要根据天时、地利及双方实力,运用谋略而造就克敌制胜的战略、战役态势,从而达到战则必胜之目的。孙子特别指出造势的重要:“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他比喻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当你具有泰山压卵般的雷霆万钧之力,自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

    第六篇《虚实篇》,论述了作战指挥中如何利用“示形”等手段,调动敌人,“因敌而制胜”。阐述战争中随时可能遇到的“虚实”问题,告诫军事指挥者要全面了解敌情,要准确判断对方的薄弱环节,即易受攻击的软肋,从而“避实就虚”,“因形而措胜”。

    第七篇《军争篇》,主旨讲的是两军相争如何趋利避害的大问题,论述了如何争取战争主动权,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军事原则。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在两军相争之际,在权谋机变之前提下,抢先占据有利地形,把握有利天气,在于已最有利的时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勇猛对敌,则胜算在握矣。

    第八篇《九变篇》,强调的是战场上的变化既多且快,作为将领必须随时掌控应对,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孙子曰:“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根据战场上的变化,使之向有利于已方转化,这才是熟知用兵之道的将领所为。

  第九篇《行军篇》,论述了行军、宿营和作战中如何侦察判断敌情,怎样利用地形地物。讲用兵作战的三个具体问题,军队驻扎,判断敌情,团结部属,需“处军得法,相敌得情,治兵得当”(李卓吾语)。

  第十篇《地形篇》论述了地形与作战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

  第十一篇《九地篇》,论述了9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

  第十二篇《火攻篇》分析火攻的种类、目的、条件及实施方法,并强调火攻为害甚烈,兵家不得已而用之。

  第十三篇《用间篇》从战略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和方法,战争中侦察敌情、离间敌众的重要意义及相关谋略。

  总之,《孙子兵法》作为东方智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高度成就,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孙子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创立了系统军事理论的伟大思想家。特别是蕴涵其中的重道尚智的价值取向,强军安国的和平追求,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上兵伐谋的庙算良策,阐明了齐鲁兵学用兵制胜的途径,足以成为支撑齐鲁文化的重要柱石。

  三、孙子文化和齐鲁文化呈现诸多共同特点

  既然孙子文化是在齐鲁文化中孕育形成的,那么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许多特征。因此,孙子文化和齐鲁文化呈现诸多共同的特点。

  一是重道义。孙子文化不只把眼睛盯在有形的军队作战形式上,而且挖掘到了隐藏在战争中的无形的因素。这些无形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道”。 《孙子兵法》的计篇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他还将“道”作为“经之五事”之首,将“主孰有道”作为知胜负的首要条件。不只兵有讲“道”,儒家也追寻“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孔子将达道作为最高理想。墨学主张兼爱、非攻,强调“义”,对孙子文化的形成也有影响。齐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崇尚物利的倾向。为了富国强兵,齐人注意顺民,从民所欲,在经国时注重物质生产,追求物质财富的获取。但齐人尚利、重利,但决不轻视义。他们既懂得物质利益的决定作用,也知晓伦理道德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正如《管子》所论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强调“义”,将“义”、“仁”、“礼”等摆在与“利”同等地位上,认识到统治者不“仁”不“义”,就会丧失百姓,乃至丧失天下。利为义的前提,义对利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义不是利的简单反映,人民富足固然十分重要,而丧失礼、义、廉、耻同样十分危险。可以说齐人重物利,但并不是不讲义,只是齐人更加尚利而已。

  二是重人本。孙子文化尽管是研究战争的,却不以杀人为目的,而以争取人心、使国家富强为目的。在《孙子兵法》中,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战略思想贯彻始终。《孙子兵法》讲取得成功的要诀是“先知”,就是预先掌握对方的情况。“先知者,必取于人”——信息是靠人去取得的,也要从他人那里获取。《孙子兵法》开篇《计篇》中就提出了择将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战篇》中的“知兵之将”,《谋攻篇》的“知己知彼”,《势篇》的“治众如治寡”,《虚实篇》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等,都是对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思想的阐述。儒、墨等齐鲁各学派同样注重民本。孔子曰:“仁者爱人”,“有教无类”,“修己以安百姓”。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孟子强调“民贵君轻”。这些都与孙子文化相通。

  三是重务实。孙子文化非常注重实效,强调作战要客观地分析各方面情况,力争以最小的投入和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否则,决不轻易用兵。齐鲁文化也非常注重实效,齐国的开国始祖和齐文化的奠基人姜太公主张“尊贤尚功”,推行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六韬•文韬》中有《上贤》、《举贤》两章,大体都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的具体陈述。“尊贤尚功”的具体含义是尊重和任用贤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业。“尊贤”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则是“尊贤”的最终目的。《举贤》篇中,面对文王提出的“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而造成这种“有名无实”的过失则在于“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他进一步指出了举贤中常见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结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结党营私)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要避免这样的弊病,就应该“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在《文韬•六守》中,姜太公还提出了选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条应该坚持的标准,即“仁”、“义”、“忠”、“信”、“勇”、“谋”,并提出了用人时对这六条标准进行考核的具体办法。总之,姜太公的“举贤尚功”思想充满了很强的效益意识和务实精神,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

  四是重兼容。齐鲁之地依山傍海,使山东人充分认识“海纳百川”的真意,历来以开阔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正像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齐鲁人善于吸收来自各国各地的有益思想、经验和技能。齐国的统治者为了称霸和统一中国,广罗人才,多方征求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理论和意见,用贤才而不计较其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管仲原是齐桓公的政敌,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能够以事业为重,不记一箭之仇,重用管仲为相。齐桓公的几个得力助手中,许多出身低微。齐威王时,布衣之士邹忌被任为内相;被刑致残的孙膑被任为将领,为齐国立下赫赫功勋;淳于髡为一出身低微的赘婿,也被任命为上卿。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盛况空前,许多文学游说之士往来其间,学宫内人才济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观念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宽松,使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外来文化的营养。面对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姜炎文化四源合流的状况,齐人因地制宜,正视现实,采取灵活的态度,突出发展其适合自己国情的部分,又通过多种形式,各种途径,大量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因子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管子•牧民》中“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齐人容纳百川的胸怀和深刻的开放思想。孙子文化也是在广泛学习、争辩包容的氛围中发展完善的,《孙子兵法》的许多精章名句,甚至是从齐鲁两国交锋对阵的乾时之战、长勺之战等战役战例中总结吸纳的。比如孙武以前百余年,即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在《孙子兵法•军事篇》中可以发现这种战争思想的某些投影,其中说道:“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以气论战的著名原则。《左传》记载孙书讨伐莒国纪鄣城堡的战役,也是可以作为《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兵以诈立”,“其疾如风”,“动如雷震”的战例的。

  五是重超越。孙子文化是深刻的,其深刻之处在于《孙子兵法》研究问题不仅看现象和表象,而且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把握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它揭示的许多东西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可以超越时间、空间,不仅对过去,而且对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齐鲁文化等学派中,都不乏深刻之处。这就使齐鲁文化全面深刻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推动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所以说同,孙子文化和齐鲁文化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四、孙子文化的丰富实践为齐鲁文化结出丰硕成果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孙武作为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其思想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已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瑰宝。在新时期,进一步挖掘、研究、应用传播孙子文化,扩大孙子文化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意义重大而深远。

  仅拿孙武故里广饶县来说,对孙子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乐安县志》和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续修广饶县志》之“人物志”中俱载:“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族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同原)之用以名今县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即降而原其始末,抑寓贤外徙之例也。”这是当时在山东 “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所修的地方志中,唯一记载孙子与地方区域文化相关的史料,倍受人们关注。

  广饶县自1991年成立孙子研究中心以来,先后有5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议和10届次孙子国际论坛在广饶召开,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兵圣孙武》、《孙子研究新论》、《广饶将军传略》、《孙武•乐安•广饶》、《孙子故里史料集成》、《孙子与齐文化》、《广饶——兵圣孙武诞生的地方》等二十余部学术专著和期刊,总结积累了一大批孙子研究特别是孙子应用研究的新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广饶县立足孙子兵法和孙子谋略思想的发展应用,强力打造孙子文化品牌,精心规划建设孙子文化载体,建成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孙子文化旅游区及AAA级旅游景区孙武祠;大力实施文化产业开发,建立永久性孙子研究应用论坛,挖掘孙子谋略思想用以指导县域经济建设,促进了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在国家统计局2006年以来公布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名单中,广饶县位次不断前移,现列第44位,同时成功入围竞争力、县域相对富裕程度、相对绿色指数等3个等级都是A+级的县;在山东省县域经济社会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第12位。

  可以说,孙子文化不仅在军事域硕果累累,而且应用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均见奇效。孙子文化的这一特点弘扬彰显了齐鲁文化,使齐鲁文化不断结出精神的物质的丰硕成果。

  

  ①  引自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

  ②  孙开泰《孙武与齐文化》(收入《孙子研究新论》,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逢振镐《孙氏武、膑〈兵法〉与齐文化》(收入《孙子与齐文化》一书)

  ④  黄朴民所著《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015年全省方志理论研讨会  广饶县史志办公室 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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