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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琅邪郡(国)精英的伦理思想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王汝涛 薛宁东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09-19 13:44:45 更新时间:2011-09-19 13:44:45


                                                  
    一、琅邪郡的沿革与琅邪文化
    琅邪,唐代以后或写作琅琊、琅琊,作为地名,始见于春秋时,《管子·戒》:“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孟子·梁惠王下》:“昔者齐景公问于子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这里所说的琅邪是指齐国东南境,海边一座形如高台,名叫琅邪的山。后来越王勾践平吴之后,霸于关东,两次在琅邪山起观台,名琅邪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游到琅邪,作层台于其上,又徙黔首三万户于琅邪山下。其实早在战国时,齐已在山下置邑,称琅邪邑。可能由于这个名字,秦行郡县制时,在今山东东部,设琅邪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又改齐国的琅邪邑为琅邪县。汉承秦制,保留了琅邪郡,一度因封刘泽为琅邪王,改郡为国。汉文帝元年,又去国称郡。景帝时,郡治迁到东武(今山东诸城),但琅邪县仍在原地(今胶南县夏河城)。东汉光武帝时,封儿子刘京为琅邪王,明帝时,刘京就国,国都由东武改为莒(今莒县)。数年后,又迁开阳(今临沂市北)。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刘京七世孙嗣王刘熙有罪被杀,国除,复为郡。西晋武帝立,封司马伷为琅邪王,又改郡为国,并以东莞郡益其国,其孙司马睿于永嘉元年渡江,后来被拥立为东晋开国皇帝,且在江南侨置琅邪国。开阳的琅邪国又改回为琅邪郡。后来北朝统治了这一带地方,仍保留了琅邪郡。隋朝一度改郡为州,后来又恢复了郡的名称。唐又改郡为州,除了玄宗时短时期恢复郡的名称(自玄宗天宝元年至肃宗干元元年)以外,琅邪郡一直称作沂州。故从秦始置琅邪郡,至唐初改为沂州,琅邪郡存在了830余年。郡治在今之临沂市者约600余年。
    琅邪在秦设郡以前,即为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朝以前,这里属东夷地区,近代考古发现东夷人创造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脉相承,在此地区内有遗址上千处之多。其中在莒县陵阳河发现的陶文,使中国有文字的文明提前至距今六千年以前,与埃及文化及巴比伦文化时代相当。周成王时,周公东征,灭东夷诸国,建齐、鲁两国以代之。齐以周文化为辅,以东夷文化为主。鲁以东夷文化为辅,以周文化为主,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齐鲁文化。战国后期。楚扩地占领了齐国长城以南地,楚文化又进入了这一地区。秦并天下以后,琅邪郡吸收了一部分齐文化和鲁文化(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小),与原有的东夷文化交融,形成了带有现代地域特点的琅邪文化,具体地说就是琅邪人既有鲁人的质朴好礼,又有齐人的足智多谋;既重亲亲,又重尊贤;既重农桑,又重工商;既坚定厚重,又视野开阔。琅邪文化在当地延续了约800年,由于此郡大族西晋永嘉元年后,大举南渡,定居江左,也部分地影响了三吴地区。
    上举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齐文化为管仲、孙子;鲁文化为孔子、孟子;琅邪文化为诸葛亮、王羲之。(1)今列举琅邪代表人物曾参、诸葛亮、王羲之三人的伦理思想(不全面研究其学术思想),摘要论述于后。
    二、春秋时代曾参的伦理思想
    曾子(公元前505前432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鲁国武城(今山东平邑县南武城)人。幼年曾与其父曾晳一齐从孔子学,他小于孔子46岁,大约是孔门最年幼的弟子,可是宋儒却以为他是传孔子道统的人,这就是说,他不但继承了孔子的学术遗产,还把它传之于后世。曾子的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及伦理思想几个方面。这里只介绍其伦理思想。
    曾子的伦理思想,其一为人伦说,其二为道德说(包括品德修养说)。
    人伦说,用个通俗说法,即它是谈人际关系的。儒家的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个方面。其中夫妇一伦,不知什么原因,孔子及其弟子似乎不愿意谈。其它四伦,儒家以孝、忠、悌、信四种品德对应其人际的和谐关系。就曾子来说,由于他在“孝”行的实践上特别为人所称道。他着有《孝经》,把孝的范围推而广之,使之包括了忠和悌,因此本文的重点谈孝,适当涉及悌和信。
    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农耕基础上,又以宗法制度维系着家(其上面还有国)的地位,因此特别注意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情感,进而扩大到祖先崇拜。孝的概念便是为了和谐地处理这种关系而产生并且长期被尊重的。孝的内容包括生前对父母的侍养、死后的丧葬、守孝和由对父母上溯至对祖先的祭祀。孔子虽然提倡孝道,但《论语》中谈孝缺乏系统性,也没有提高到理论高度。而曾子在《孝经》中发挥孔子的学说,加入了自己的领悟,扩大了孝的伦理涵盖程度。
    曾子首先从血缘关系论孝,他说:“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这是从父的一方说的。“身体髪肤,受之父母。”“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2)这是从子一方面说的。这比孔子说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因此必须行三年之丧以报恩,又深了一层。
    孝,不仅是为了报本,作为一种伦常关系,可以推广其义于教化方面:“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因为“君子之事君孝,忠可移于君。事兄悌,顺可移于长。”其效果方面,不仅可以使一切人际关系趋于有序,而且可以通神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当然,一般人没有推行教化的权力,所以曾子分别对于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提出了不同的目标,而对于庶人,只提出“用天之道,则地之利,谨身之用,以养父母。”孝行既然已经覆盖天下之人,所以曾子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的方面很广,儒家所提倡的德行,几乎全包括进去,这就是曾子所提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诠释。
    曾子的论孝,影响后世者甚大,副作用也很大。他的孝通于政治。他所处的时代对于忠的概念,只是指对待他人要尽己之力。对待国君也不例外,国君不用他,可以到其它诸侯国对能用他的人处效忠,只是后代有人却发展为“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的愚忠。关于孝呢,后代也出现了“父叫子死,不敢不死”的愚孝和“察孝廉,父别居”的伪孝。
    今天,我们评价曾子关于孝的理论时,应该区别他的学说与后代背离其学说本意出现的愚忠、愚孝和伪孝等言行之不同。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孝是中国文化宝贵遗产中的一部分,体现着对协调人际关系智慧的思考,对稳定后代社会秩序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在今天,面临着部分家庭失和,老人失养,个人道德失落的危机,批判地接受儒家论孝的积极内容,提倡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养亲敬老,道德自律,是很有必要的。
    道德说:孔子的道德说,以“仁”为中心(有人以为以“礼”为中心,但那时的所谓礼,包括了西周制定的一整套制度和仪式,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概念,不能以之为中心)。在《论语》中,孔子曾有多处涉及“仁”的言论,回答弟子问仁也各不相同。综合起来看,仁,本指爱人,作为天子,还有诸侯,能把恭、宽、信、敏、惠推行于“天下”,便可以称之为仁。至于一般人的自我修养,能终身行忠恕之道,也可以称作具有仁的美德。但是被孔子称作为仁人的并不多,他最心爱的弟子也只是“三月不违仁”而已。
    曾子继承了孔子的学术体系,自然也特别重视对仁的修养,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说的“士”显然指的是自己和其它孔门弟子这一类跟着孔子做大事业的人。他又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羲;吾何慊乎哉!”曾子不慕财势,却宁愿躬行仁义,他似乎以仁义代表了儒家道德的总体,而且又与自己所创的义利之辨(3)相照应。
    另外一种德行信,曾子谈得虽然不多,但在实践方面却极为重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他每天必须反省的三个内容之一。这虽然被限制在“与朋友交”的小范围之内,但看他的言论与行为,他是将信施之于一切人际关系的。《荀子·法行》记曾子的话:“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最能表现曾子对于信特别重视者为《韩非子·外储左上》的一段记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汝还,顾返为汝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待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对婴儿也作到言而有信,可见曾子是认真对待他所提倡的一切美德的。
    曾子所代表的文化,应该属于鲁文化,但由于他的故乡在秦以后设立的琅邪郡,他的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琅邪文化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孝”这一种伦理观念,今传的古代二十四孝中,有七人是琅邪人。其中,王祥的孝行,至今在其故乡琅邪临沂仍旧传为美谈,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这里把他列为古代琅邪精英之首。
    三、三国时诸葛亮的伦理思想
    生于琅邪开阳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是一般人只把他看成智慧的化身,尊之为智圣,或者由于他科教严明,信赏必罚,人们又往往把他看作法家。实际上他的思想体系以儒为本,以法为用,而淡泊明志方面又近于道家,他属于东汉末年以郑康成(玄)为代表的“会通百家”的学术思想流派。
    诸葛的学术思想是在东汉特有的背景下形成的,东汉末,儒家的经学有今古文之争,在野的巨儒多明古学,而为治今文学者所阨,便在家中讲学,盛时从师者多至数千人。主讲者父子相传,成为传经世家。诸葛亮的父亲曾任梁父县尉、县令,泰山郡丞,大约是以举秀才进入仕途的,也就是所谓经明行修的人。亮的长兄诸葛瑾在董卓之乱以前,曾在京城洛阳游学,治《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这三种都属于古文经学的典籍。可见他的家庭属于传古文经学的世家。至于诸葛亮,《三国志》亮本传裴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不了解那时学术流派的人,大约以为诸葛亮的“独观其大略”等同于陶潜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是读书不认真的一种表现吧。实则他是一反今文经学积弊而为此的。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已陷于繁琐章句之学而不能自拔了。不论治哪一种经书,着重在章句的训诂上下功夫。一经的经说,多者百余万字,少者亦数十万字,读了并无什么用处。所以诸葛亮只求抓住学说的要点,“独观其大略。”
    当时,在青州讲学的有一位郑玄,他治学“会通百家”,还有一个应劭,和郑的治学方法相同。诸葛亮的父亲作泰山郡丞时,郡守便是应劭。郑玄曾从青州往徐州讲学,途中经过阳都、经学世家的诸葛氏不能不受他的影响。亮晚年治蜀“惜赦”,便明说是郑玄的思想(4)。倘若亮六岁开始读书,到十三岁离开家乡阳都时,已经在家学及琅邪文化熏陶下七个年头了。他显然也受到齐学与鲁学的影响。齐滨海,思想趋向于开放。管仲主张“衣食足则知荣辱”,诸葛亮治蜀讲求军事工艺,发展盐井火井和蜀锦。鲁学讲求典章制度,诸葛亮的“科教发明”即其遗意。
    诸葛亮虽兼习法家、道家还有兵家之学,但思想主流还是儒家,这表现在,一、终身持公羊家大一统思想,志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二、劝后主选贤与能,“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在他为丞相时,蜀国没有像魏、吴的任用校事(特务)以乱政,没有魏文帝的兄弟相残,魏明帝的大修宫室。没有吴国宫廷的争位相杀,没有外戚干政,没有权臣如司马懿的颠覆帝室。刘禅虽然是庸碌的皇帝,但在三国中蜀国的内政最为清明稳定。诸葛亮本人又刻己奉公,清廉自守,这一切,说明了他的才能与操守是正史上罕见的。所以,诸葛亮的伦理思想,虽然因为文字传下来不多,使我们无法系统掌握,但是仅就他对各种人际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出色这一点,大约可以承认他有自己系统的伦理思想而且通过实践把它表现出来了。
    四、东晋时王羲之的伦理思想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从出生到逝世,身歴西晋惠、怀、愍,东晋元、明、成、康、穆八个皇帝,他是王祥、王览建立起来的琅邪王氏家族的第四代,实际活动的时间在东晋明帝、成帝、康帝、穆帝时代。
    西晋末年,琅邪王氏家族中王戎、王衍、王澄,都好谈玄,王衍更是谈玄的主要人物,但到了东晋开国,王羲之的堂叔父王导,多年位居丞相,就以提倡儒学为己任。而他族中人就学术思想而言却很庞杂。王洽、王珣、王珉多与僧人往来,喜谈佛教经义,而王羲之和他七个儿子当中的至少三人,都是笃信天师道的人(5)。不过,单就王羲之来说,从他一生行事看,他信道教只表现在服药及临终上表(向道教三官拜表),自省一生过错两个方面。而居官及交友、教子方面却主要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
    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了他为官的次序是秘书郎,庾亮征西将军府中的参军、长史,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及会稽内史。《世说新语》又记载他曾任会稽王友和临川太守,时间当在入庾亮幕府以前。大体上说,他早年为官,本传没有记载他的政声、政绩,《世说新语》曾借王胡之的口评论王羲之:“临川誉贵。”可知他在临川太守任上,名声很好。又,庾亮临死,推荐王羲之,说他“清贵有鉴裁”,当时庾亮幕府中人才众多,如殷浩、王胡之等人,都声名鹊起,但独独把王羲之提升为首席幕僚长史,又推荐他为江州刺史,可见羲之为幕僚必有过人之处。以后他从江州刺史任上下来,几年不为官,操办子女婚嫁的事,殷浩竟然说“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可见他在朝声誉之高。《世说新语》记他与谢安共登冶城,谢安远想,有高世(作隐士)之志,他批评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据程炎震先生考证,此是永和二、三年王羲之任护军将军时的事。而在护军将军任上,羲之又发出了有名的《临护军教》(6),对于东晋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护军营内多老弱疲癃,而且多数人饭也吃不饱的士兵,作了医治或使其公役均平的治标举措(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他没有权力治本)。在这一段时间中,看得出来,王羲之既不属于“虚谈妨务”的玄谈家,又不像道教的出世或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而是积极用世的,并且一旦作官就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好官。
    王羲之最后一任官是会稽内史,又加了右军将军的军号。在这个职务上他一共干了四年,但比起前此一个阶段的为官,更加大胆负责,而且进一步能从政治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了。前者表现在那几年会稽郡多天灾,一遇灾荒,他就开仓赈济,不管上司扬州刺史是否批准放赈。后者表现在他写给殷浩、司马昱和谢尚(7)的三封书信上。殷浩是力荐王羲之再次出山的人,此时正“参综朝权”,以扬州刺史的身份帮助会稽王司马昱掌管朝政。为了不使大将桓温北伐立功,自己领兵北伐,被姚襄所败,却还想再次与兵大举。羲之这封信便是劝他调回兵马来守淮保江的,上会稽王的书信说的也是这件事。两封书信中都分析了千里运粮去争洛阳许昌是劳民伤财之举,还指出由于内政不修,东晋领土之内不是那么平静无事的,“自顷刻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陈)胜、(吴)广之忧,无复日矣。”“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这几句话说得十分厉害,胜广之忧等于说会“官逼民反”;麋鹿之游更是代指要亡国了。至于给谢尚的那封书信,虽然揭露当时漕运,仓米、征役,政出多门的弊政很具体,倒是次要的问题了。在东晋这个君昏臣庸的时代,能够看出和敢于说出“刻剥遗黎,刑徒满路,殆同秦政”这种话的人,应该称之为清醒的政治家。像王羲之这样清醒的政治家,在东晋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可惜当时没有一个明君能用他,大好的人才被埋没了。到了后代,他的政治才能被“书圣”之名所掩,也没有被人所理解。
    上面所谈的,似乎属于王羲之的政治思想范畴,但在中国中古时期,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是互相交叉的,“君臣有义”本是五伦之一。儒家思想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是人际关系融洽的最高标准。传为曾子所作的《大学》把修身、齐家作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终极目的的两个环节,也是这个意思。介绍王羲之的伦理思想,从政治层面切入,是因为从数据方面看,倒是上面所论,更足以使我们了解王羲之。
    琅邪王氏家族开基人物王祥,临死曾留下几条家训:“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才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王羲之一生立身行事,应该说基本上遵行了这些教导。但他生性“骨鲠”,王导这位族长,早年不重视他,为时过晚地向朝廷推荐他,他就“誓不许之”,不作无原则的“宗族欣欣”。这五条,是王祥留下的,不带有王羲之的特点,在此不深论了。
   
注:
    (1)关于齐文化、鲁文化、琅邪文化,本文采用了兰州大学张崇琛教授《论琅邪文化》中的观点,不敢掠美,谨此说明。
    (2)此处及后面引号中的文字(论孝的部分),均出自《孝经》。
    (3)《大学》:“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4)见《华阳国志》
    (5)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编初稿·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其信天师道之三子为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
    (6)《晋书·王羲之传》未收此篇,幸载于《太平御览》卷240中。
    (7)《晋书·王羲之传》作《遗吏部尚书谢安书》,实际上此时安未出仕,“安”为“尚”字之误。


    (2005年参加在台北市由山东省人文促进会、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两岸人文自然与应用伦理研讨会”的发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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