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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的启示---浅析肥城的拨乱反正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常绪扩 贾安东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2-16 08:36:58 更新时间:2009-01-13 08:36:58


    一、“文化大革命”贻害深重,肥城拨乱反正任务艰巨
    1976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并对“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给党和全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了痛苦的反思。面对全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中央坚决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思想的真理大讨论,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求实的思想路线,全面进行了深刻的拨乱反正,促进生产力的解放,
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而推动全社会经济的发展。
    肥城县委、县政府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按照中央、山东省、泰安地区的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社会建设事业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顿。逐步驱散了“左”倾思想的阴霾,解除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使社会科技、文教各项事业恢复发展,停滞的经济重现生机,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逐步改善。
    肥城各级党组织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领导全县人民沿着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工作骨干。但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的“摇摆”和“波动”,使得深受波及影响的肥城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被抛进了历史的发展波涛中。肥城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历史的波折中发展、在历史的曲曲折折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末期以后,在国内、国际复杂形势的影
响下,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出现“左”的错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经常受到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政策和路线方针完全偏离了党的八大路线,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 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并占据了支配地位。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更是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从而使这一错误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给全国各地造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干扰,给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文教等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国家的各项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 极“左”思潮使各个领域陷入空前混乱。“踢开党委闹革命”,名曰“为了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标榜为“革命的造反精神”;打砸抢称为“革命行动”。老干部被污蔑为“民主派”、“走资派”或叛徒、特务;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专家、学者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抓生产视为“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穷过渡”的“革命口号”。在“文攻武卫”的精神煽动下,全县较长时间派性斗争激烈,多次发生武斗。在“反潮流”影响下,良好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传统美德被遗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时竟成为“风气”。
    全县1000余名各级领导干部受到错误处理;100余人在武斗中丧生、致残或受伤。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最混乱的1968年和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67年和1973年下降21.7%、32.7%。教育战线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损失难以估量。在错误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巨浪打压下,多数学校被迫停课、下放和转制,教学秩序陷入混乱,教育质量下降。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县在校生竟无一人达到招生录取资格线。文化遗产遭受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全县的文物古迹受损严重。有近千件文物被丢失,包括左丘明、范蠡在内的11处古墓被掘,22处古建筑、10处古遗址、30多块重要石刻被毁。这些损失,至今难以弥补,给肥城乃至全国人民的子孙后代造成了历史文化建设上永久的缺憾。
    最为严重的是,当时人们的心灵遭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思想僵化,“句句是真理”,使人们不敢读错、写错一个字。“‘左’比右好”的观念,促成了人们“宁‘左 ’勿右”的处事信条;“搞经济危险,搞政治保险”、“宁愿穷过渡,也不带头富”成了锁在人们的头上的金箍圈。“白专道路”、“资本主义尾巴”及其一系列“右”的帽子,像一道道绳索,把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捆绑得结结实实。拨乱反正、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和流毒,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必要任务①。
    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反映。但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而上学、个人迷信猖獗,其流毒危害深重,唯物主义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干
扰和破坏,得不到正确的贯彻和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当时的中央领导还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坚持“两个凡是”②阻挠广大干部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些坚定的共产党人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的大讨论,从而在思想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这篇文章。接着,各大
报纸相继转载。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各大报纸展开讨论。从6月起,中共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支持这场讨论。
    5月13日,山东《大众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但中共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迅速表态支持。7月,中共中央一位负责人来到山东,他先后在青岛、济南的两次讲话,基本精神都是维护“两个凡是”③。
从而延缓了山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
    当时,肥城县委主要负责人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怕开展这场讨论“走错了路”、“举错了旗”,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采取了观望和等待上级指示的态度,只进行了一般号召和学习。
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
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否定了“两个凡是”,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果断地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还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建国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
    1979年1月,山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还决定,打破常规,采取“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把三中全会精神直接传达到基层干部和群众。 省委工作会议之后,各县、市、区都召开了三级干部或四级干部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和讨论三中全会精神 。
    中共肥城县委书记于经清在1979年2月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些年来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是没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贯彻上级精神,对具体问题缺乏具体分析,往往是照抄照搬。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僵化状态”。“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也不能以过去是否批判过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经过实践证明,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就要敢于坚持;凡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损害群众利益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由于对思想路线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对解放思想只是从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的角度来把握,从而还没有把解放思想路线问题提高到首要地位。
    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7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来山东视察工作时,在青岛等地发表重要讲话,重点谈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端正思想路线及选拔大批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意义等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从中央来说,思想路线解决了,不等于每个地方都解决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这个问题山东没有解决好,要好好解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要进行补课④。他还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行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全党现在要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根本的是选好接班人。
按照泰安地委的部署,肥城县于1979年下半年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中共肥城县委先后举办了10次讨论会和3起局级干部读书班。县委党校、直属单位和各公社也先后组织培训班623起,对7280名各级干部进行培训,重点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考验。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脱离实际就会变成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必须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如果把事物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就会滑向形而上学的泥潭,必然会贻害党、贻误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能仅听其言,而要观其行,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绝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地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它已转化为非主要矛盾,我们决不能人为地扩大、取消,也不能人为地制造;搞社会主义,不能右也不能“左”,不能搞本本、条条、框框,社会主义不但要使国家、集体尽快富起来,也要使每户每人尽快富起来,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致富,农业必须解决好全面发展的问题。要以粮为纲,五业并举。为进一步使干部群众摆脱“左”的思维模式的禁锢和束缚,县委在11月30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大讨论取得的成果。指出: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得党员干部冲破了思想上的一些禁区,敢想、敢说、敢干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同志已经开始从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顾虑少了,胆子大了,作风扎实了。较好地解决了“怕否定毛主席的路线”、“怕乱了套”、“怕反复”等错误思想认识问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拨乱反正。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作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的功过是非,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为进一步把干部群众的认识统一到决议精神上来,全县又开展了学决议活动。县委宣传部印发了“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回顾党的六十年历史,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等宣讲材料,发到各级党组织,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使干部群众进一步明辨是非,统一思想。通过以上学习活动等,县委引导人们把思想统一到《决议》精神上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从而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解放生产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调整社会关系等为内容的各项拨乱反正工作也得到了逐步实施和展开。为确保落实政策工作圆满完成,肥城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对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案件以及涉及的人和事,普遍进行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将普查的案件进行归类、填表和登记注册,并对其中需要复查的建档立卡,为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落实各项政策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实事求是,依据政策办事,确保办案质量。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到不管涉及面多广、案情多复杂,不管是哪一级批的,也不管是否上过文件或有过定论,都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该平反的,干净利落地给予平反纠正。不该解决的,也不搞“一风吹”。同时,建立和完善工作责任制。为使各项政策尽快落到实处,全县自上而下普遍推行了分工包干的责任制,并具体落实到部门、单位和每个办案人员。在工作中还实行了从大案要案抓起,“抓大带小,突出重点,带动全面”的策略,有利地推动了各项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全县相继对“四清”运动中立案审查的32名干部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审查处理的358名脱产干部、742名农村党员干部、814名职工群众等案件,全部进行了复议,并按党的政策进行纠正和重新结论。为被错误处理的112名党员干部平了反,对678件刑事案件进行复议和纠正。同时,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其他历史问题⑤。
    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错划右派。1957年的反右运动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1978年,肥城县委根据中发﹝1978﹞1号文件(即批转《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为1957年以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全部人员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又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成立了贯彻55号文件
领导小组,从公社和县直有关部门抽调70多人,组织了15个专案小
组,对照“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未予甄别的右派全部进行复议。经过内查外调,从1979年1月始,对72人的右派问题逐步予以纠正。给19名同志重新安排了工作,10名同志调整了工作,29人调整了工资,12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并按照上级政策,给12名同志发放了困难补助费;给6名同志的亲属发放了抚恤金,5人办理了遗属照顾手
续; 给6户、12人办理了“农转非”。同时,还给因“右派言论”而受到的错误处分的5名同志,恢复了他们的政治名誉和待遇。此后,又清理销毁了所有有关右派的档案资料⑥。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教、科技是“左”的路线冲击的主要领域,知识分子作为这些领域的主力军,所受的迫害最深。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提出尊师重教的战略方针,把教育、文化和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提上议事日程。县委认真贯彻“两会”精神。1973年3月恢复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并充分加强了科委的力量。同时,彻底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对教育战线所作的“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先后为14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对49名被错划为右派的教育工作者进行纠正。从1979年到 1981年,先后吸收262名知识分子入党。此后,又为4669名技术干部中的1028人明确了技术职称,为173人解决了夫妻长期
分居两地的问题。1980年,还通过考试招收了100多名闲散科技人
员,让他们有了用武之地。同时,狠抓了普及教育工作。仅1981年,全县就新建小学28处,解决了部分村儿童上学难问题⑦。
     为地富摘帽和为错划错管人员平反。根据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自1979年1月始,县委
积极慎重地进行了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改变地富子女成份,以及为改造好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帽工作。经过群众评议、县革委批准,为2345名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掉了“帽子”,定为社员成分。对6256名地主、富农子女一律定为社员成分。同时,对过去历次运动中被错划、错关的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先后为757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⑧。
    落实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政策及其他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中发﹝1979 ﹞6号文件精神,从1979年起,先后对76名投诚、起义人员进行了调查。为35人全部落实了政策。同时,落实“六属”政策10件,落实宗教政策4件,落实侨务政策5件,落实少数民族政策2件⑨。
    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根据中央﹝1979 ﹞84号文件精神,从1979年底,县委开展了把原本属于
劳动人民范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同原来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加以区别的工作。对参加公私合营的44人的股份、雇工和在公私合营中的地位、权力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为40名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布: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各条战线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的重
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通过拨乱反正 等一系列工作,全县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摆脱了徘徊局面,开始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百花齐放,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促稳定,思改革,谋发展,盼致富,成为社会新风尚。拨乱反正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改革开放给肥城插上腾飞的翅膀。
    三、落实政策,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 搞活经济,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做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肥城县委紧紧围绕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对各项工作尽心精心部署,使得各项工作很快步入良性 发展的轨道。
    1979年2月,中共肥城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绝不能把阶级斗争人为地扩大化,不能向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样,把它夸大到违反实际,自欺其人的地步。阶级斗争不是目的,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发展才是目的所在。会议决定,除继续解决清查工作中个别问题外,全县各公社、各单位的“揭、批、查”运动就此结束。要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不失时机地搞好党的工作中心、重点的转移。并提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一是要解决心有余毒,怕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思想不敢解放问题;二是要解决心有余悸,分不清理论是非,思想不能解放问题。要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是非纠正过来,彻底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不良因素。
会议着重明确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1)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稳定不变;(2 )切实尊重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3)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偿地调用和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土地、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4)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坚决克服平均主义;(5)在兼顾 三者利益的前提下,搞好收益分配这个关系到群众物质利益的重要问题;(6)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要坚决按《六十条》的规定办;(7)保证生产资金不得挪用;(8)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9 )加强经营管理,坚持民主理财和勤俭方针;(10)积极开展科学实验,因地制宜实行科学种田;(11)认真执行林木政策,大力发展林业生产。
    同时,召开了全县农业生产总结表彰大会。批判了“吃大锅饭”、“高穷过渡”、“反对承包”等“左”的思潮和做法。肯定并推广了一些地方以联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制定了7年社队工业和多种经营发展规划。规划包括:(1)大力发展种植业;(2)大力发展养殖业;(3)大力发展加工业;(4)努力提高社队工业和多种经营的管理水平等等。会后,各公社先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举办以生产队队长为主要培训对象的骨干学习班,认真传达贯彻了全县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县干部群众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认识更加深刻了,群众反映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乱批乱斗,斗散了民心,斗怕了干部,批空了集体,批穷了群众。再这样下去,可真要喝西北风了。党在农村的政策初步得到落实,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80年2月,全县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批判了“穷则革命,富则修”、“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口号。反省了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危害性;对过去和当时盛行的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锄掉社员自留地的红麻、蔬菜和刨掉社员种植的瓜蒌等经济作物,以及把群众的地排车收归集体等“左”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判。果断废弃了1975年12月县委制定的“强令外出务工劳动力归队”、“不准生产队建筑队承建国家基建工程”、“不准社员自由种植和经商”等10项所谓限制资本主义倾向蔓延的决定。提出了“一手抓粮、一手抓钱”、“鼓励社员勤劳致富、敢于冒尖”的口号。但也重申,不准把集体的大地分到户耕种,不准把集体的生猪、牲畜分到户喂养。
    1980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1980﹞75号文件,在安驾庄、刘庄、罗窑等社队进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试点。安驾庄公社清除“左”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推行生产责任制,正确地处理统、分关系,逐步完善生产责任制,全部实现联产到劳。在大旱之年创下粮食亩产480个公斤的历史最高纪录,人均分配达117元,一年增长44%。罗窑村因地制宜,发展畜牧养殖业,采取户养队扶持政策,先后扶持1000元以上养殖户29个,500元以上的重点户302个,家庭饲养年收入全村达到55万元,一年翻一番。全县大部分农村逐步实行了定人员、定地块、定产量、定成本费用、定工分、奖超罚减的“五定一奖”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1年,肥城县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决定将以联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过渡为联产到劳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同意在边远山区和穷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同时,还批判了多种经营是“借社会主义的台,唱资本主义的戏”谬论,重新制订了发展多种经营的6项举措:(1)鼓励和支持社员和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加工业、运输业;(2)允许将荒山、荒地、坑塘水面适量分给社员经营;(3)允许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4)除农忙季节外,允许一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不出集体工,以便专心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庭副业;(5)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促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为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做到人尽其用,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6)多种经济协调发展。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至年底,全县3637个经济核算单位全部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其中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约占0.5%,联产到劳的占96%,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3.5%。全县农副产品产值910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7%。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县委在全县干部群众中认真传达贯彻了文件精神,广泛宣传目前农村实行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纠正了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的“包产到户就是走回头路,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等片面的思想认识。指出:生产责任制是党长期不变的农村工作政策,从而给群众吃了“定心丸”。按照1号文件要求,县委提出要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认真抓好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精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按人口和劳动力比例全部承包到户。林、牧、副、渔各业也实行了大包干,扶持发展了一部分专业户、重点户。年底,全县580个生产大队、3640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顺利完成了农村经济的第一步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0年,粮食平均亩产404公斤,实行了肥城人民20多年来“过长江”的夙愿。1982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465.5公斤,比1978年增加115.5;全县农村人均收入227元,比1978年增加174.3元。
     在农业战线拨乱反正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的同时,工业、交通、商贸、财经战线 也逐步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1980年8月,县委提出:工业和农业一样,也要靠政策解放生产力谋发展。工厂、企业首先要解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以及超产奖励等分配政策问题。财贸战线要认真抓好流通领域的各项政策,开辟流通渠道,把市场搞活。农副产品要逐步缩小统购统销范围,扩大合同定购和议销范围。工业在完成计划和定购任务的情况下,可以自销或委托代销。“允许退休、退职职工从事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活动。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可以有干部、职工入股集资,举办消费社”。依据这一精神,全县8个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润 包干,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企业效益与上年同期相比,都有了5%左右的涨幅。
    同时,从1979年开始,全县还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农业方面重点调整了种植结构;工业则重点解决小而全的问题,关停并转了部分原材料缺乏、效益不好的企业。通过调整,保证了工农业健康、稳步的发展。198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4200万元,比1978年增加15089.7万元,增幅达79%。
    四、 几点启示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行动的指南。思想的解放,是生产力解放乃至其他政策解放--经济政策变革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无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还是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没有思想上的解放,思想上的变革,就不可能有或者说很难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不会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充分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就不会有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更不会有目前的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及其良好的发展势头,更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成绩。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又有反作用。即意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应,是具有能动作用的,是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早已证明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开放的三十 的实践,也再次证明了这一客观真理。
    今天,我们站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历史经验得来的有益启示,继续进行思想解放,推进贯彻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世界观的理论实践,就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目的就是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繁荣昌盛的民主法制国家服务。
    2.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和保障。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生产力所产出的物质资料的丰富,不会有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就不会有社会各项事业的蒸蒸日上的发展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3.和平发展,人心所向,改革发展,大势所趋。人们向往和平,追求和平,追求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愿望已经并且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是历史车轮所具有的不可阻挡的前进动力,是任何人也无法完全彻底征服的力量。人们只有顺应历史的法则,前进、前进,发展,发展,再发展。要发展,就要改革与发展不相适应的客观世界和物质世界;要发展,就要消除影响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就要破除一切影响发展的阻碍;要发展,就要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其他利益的诉求,极大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参与经济建设和发展等工作的积极性,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总而言之,发展就是改革中的发展,不断满足各阶层利益的发展。 发展中改革,改革中前进、发展,不断地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每一次大的经济发展和飞跃,莫不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春天,营造出了良好的政策和生产力发展环境,每一次思想的解放,莫不是唤来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制造了一次次生产力聚集爆发的效果,使得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走向了灿烂光辉的未来。
    抚今追昔,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经验及启示,对我们今天的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来说,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分珍贵。
   

注释:①刘长水《希望从这里开始》,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历史的转折》,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1998 )2-142,1998年10月印刷。第207页至209页。
  ②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8月第一版,2005年4月印刷。第522页。
  ③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1年6月第一版,第212页、213页。
  ④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1年6月第一版,第213页、214页。
  ⑤刘长水 邵俊生 丁道才主编,《中共肥城党史大事记(1949-1994)》,齐鲁书社出版,1995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
  ⑥刘长水 邵俊生 丁道才主编,《中共肥城党史大事记(1949-1994)》,齐鲁书社出版,1995年9月第一版,第279页。
  ⑦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历史的转折》,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1998年10月印刷,第218页至219页。
  ⑧刘长水 邵俊生 丁道才主编,《中共肥城党史大事记(1949-1994)》,齐鲁书社出版,1995年9月第一版,第281页、282页。
  ⑨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历史的转折》,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1998年10月印刷,第219页。

 

(作者单位:泰安市肥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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