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邮箱:
用户名
密码
   
山东各地地情网站:
齐鲁文化
当前位置:首页 山东地方史 > 齐鲁文化 > 正文
登州文会馆:中国现代第一所大学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蔡志书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12-23 09:03:45 更新时间:2014-12-23 09:03:45

    大清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即1863年7月3日,一对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夫妇乘帆船从纽约出发,漂洋过海,经上海辗转来到登州(今蓬莱)。他们从创办一个起初只有6名孩童的小学做起,历经20余年,最终建成中国现代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
  登州文会馆的创建,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河,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序幕。
    大西洋上的东渡者
  1863年7月3日,美国的三位基督教传教士携带夫人,乘坐一艘名为“圣保罗”号的帆船从纽约起航,开始向遥远陌生的异域——中国的上海进发。当船抵达上海时,时间是12月16日。他们在海上连续漂泊了167天,行程相当于绕地球一周。
  12月16日,他们在上海登岸后,作短暂的逗留,1864年1月3日启程去登州,这次行程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坐一次船。他们向北逆风而上,大约在威海至成山一带海面迷向搁浅,船上的人错以为快到烟台了,怕起风有危险,赶忙下船,打算步行赶路。实际上,他们离烟台还有25英里之遥。岸上冰天雪地,村子里的人大门紧闭,他们在山上转悠了5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去烟台的路。最后,一艘英国小炮艇开了过来……就这样,他们绝路逢生,到达了烟台。
  相比海上旅行,去登州还算顺利。他们乘坐一个一前一后用两头骡子驮着的、用苫草搭成篷状,当地人称之为軕子的交通工具,在冰天雪地里“吱吱呀呀”走了两天多。1864年1月15日抵达了登州。在这三对夫妇当中,一位是在烟台居住过56年之久,为烟台现代教育、医疗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另一位也是在烟台长期居住,并在上海建立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机构广学会的英国传教士韦廉臣;第三位就是本文所要记述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创始人——在登州生活40多年的狄考文和他的妻子狄邦就烈。
    从敌视到信服
  狄考文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6个弟妹,包括狄考文在内的兄妹4人,之后都曾在中国做传教工作。1862年11月12日,狄考文被按立为牧师,是年12月27日,他与狄邦就烈结为连理,1864年1月15日,两人携手抵达目的地——登州,开始了夫妻二人在中国长达44年的教育生涯。
  狄考文夫妇踏上中国土地最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他们凭借信仰和毅力,“审音辨字,只字不苟”,只用一年多时间便自如地掌握了当地语言。但是,周围民众对外国人的抵触和招生问题又接踵而至。当时,正值内忧外患,贫苦的孩子上不起学,官绅子弟又不愿进教会学校,于是,狄考文便招收了6名“寒素不能读书”的贫家子弟,免费供其食宿、衣物、书籍和学习用品,为孩子们治病,还发给放假回家的路费。学校起名“蒙养学堂”,这就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的雏形。这一年是大清同治三年,即公元1864年。
  学生年幼不懂事,狄邦就烈在授课之余照料他们的起居。日后她在日记中写道:“要看看他们的房间是否打扫了,他们的头是不是梳了、脸是不是洗了,一个星期检查一遍他们的衣服是否掉了扣子什么的,或是需要洗了、缝补了,最要紧的是给他们的瘰疬上敷药膏。”然而,在招生和办学上最大的阻力还是社会上一些流言蜚语。一位文会馆毕业生后来回忆道:“当我父母把我送进学校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竭力反对。他们说传教士都是吸血鬼,用一些魔法从孩子们身上汲取血液,以此恐吓我的母亲。虽然我有一点害怕,但最终还是来到了学校。当春节放假回到家后,一些巫师仔细检查了我的全身,发现我的脉搏不仅跳跃正常,而且气色要好于以前,他们说在学校三个月的生活还不能验证一些灾祸,再等段日子灾祸就要降临了。”在德国人强租胶州湾并建筑铁路那段时间,谣言就凶了。说每一个枕木下面一定埋着一个中国小孩,给火车提供车轴润滑油……妖言化为敌视,致使文会馆长时间无法摆脱生源的困扰。
  从1864年到1872年,文会馆共招生85人,除了仍在校的22人外,剩余的学满六年的不足10人。狄考文来中国前对此就有所预料,但如此窘况,他还是始料未及的。冷静之后,狄考文作了详细的社会调查,认为文会馆之所以经营惨淡,除了老百姓对教会学校抵触外,另一原因就是生源良莠不齐,多数学生素质低下,家长对孩子读书上学也不以为然。为此,狄考文改革招生办法,开始实行筛选制,即从基督徒家庭和年龄稍长且有一定文化基础以及官绅子弟中招收学生。学生素质为之提高,生源随之好转。
  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狄考文也想了不少点子。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不可能一下摆脱其信仰,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仍保留了一些儒学经典。这样一来,求学的空间加大了,生源也大有好转。随着社会对西学认识的不断加深,学校在教学上也逐渐增加了科学知识和现代教育内容。例如,在此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横向书写的方法,如果继续教授传统的竖写形式,学生将来无法阅读西方书籍。所以,狄考文在编写数学教材和授课时设计了横、竖两种版式,这样一来,学生既能理解题意,又可以很快适应西方现代教育。当时文言风行,普通家庭的孩子无法读懂晦涩的文言文,所以狄考文在编写数学教材时采用了“白话”和“文理(文言文)”两种文体(版本),解决了不同生源的需求,还开创了用白话编写教材的先河。1874年,学校入学人数为22人,而1889年则达到100名。学生逐渐信服了狄考文夫妇的教育方法。
    用科学开启中国现代教育的大门
  中国教育到近代进入穷途末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轻视科学。从古代到近代,中国虽然出了不少的科学家,但直到洋务运动前,仍没有一所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所以,狄考文在他的九年制教育中,不仅开设了中国经书、基督教义等课程,还适时增加了数理化和天文地理等,并且科学比例逐渐加大。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对文会馆评价是:“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也曾在《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中认为:“……学校(文会馆)这样全面系统地开设自然科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创举。”
  进行科学教育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适用现代教育的教科书,所以,狄考文只好自己动手翻译编写用于教学。1877年,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成立了由最早在中国传播科学、系统推行现代教育的狄考文、韦廉臣、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等人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负责审定、编辑和出版现代教科书的机构,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沿用至今的“教科书”一词也由此相传开来。狄考文以及后来与其学生编写的《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笔算数学》、《光学揭要》、《实用天文》、《力学测算》等共计50多种教科书,不仅解决了文会馆教学用书,还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出版工作提供了范本。这些连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教材,成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教科书,成为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中国新式学堂的首选和必备教材,其中《笔算数学》一书初版于1875年,1922年仍见其再版,流行达半个世纪。上海美华书馆总监费启鸿在谈到这本书时写道,“无法统计这本书的销量”,“整个帝国都在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文会馆所开设的西学课程和出版的教科书,在当时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例如:《笔算数学》是中国学校第一部通行的小学数学教科书,书中阿拉伯数字的使用比京师大学堂早30多年。《光学揭要》和《声学揭要》第一次将X射线和现代声学理论引进中国。文会馆最早开设了心理学、经济学、天文学和现代音乐教育。狄邦就列编写的音乐教材《乐法启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乐理的教科书。文会馆最早开设了体操(体育)课程,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开设体育课程的学校。
    拥有与美国大学一样好的仪器
  文会馆创建之时,八股之制方兴未艾。狄考文看到了封建教育因学用脱节、脑手分离而导致的弊端,认为要改变人们对教会学校的看法,造就与社会有补益的人才,必须效仿西方重视科学实验和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这也是文会馆冲出困境,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狄考文从蒙养学堂时期就开始收集仪器设备,到大学部开办时,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已初具规模。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瓦斯灯(后有了电灯),烧焊用具、显微镜、望远镜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至文会馆迁址潍县,规模更大,设施更加完备,有水学、气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天文、化学等试验器材10余门类300多种。有学者认为,“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仪器教学制造单位。”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在向总部提出提高文会馆等级及变更名称的要求中说,文会馆已经拥有“大量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狄考文在给美国杰斐逊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中也说:“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文会馆的仪器设备大都是狄考文亲手做的,还有是他的朋友应邀捐送的。例如,学校教学需要一台望远镜,他便请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捐献了一台10英寸的反射望远镜。狄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途径欧洲时,遇上了美国商人塞勒斯·W·菲尔德,又正好赶上爱迪生发明电灯,因此,狄考文休假结束回到登州后,马上给菲尔德先生写信,请求他捐赠一台发电机。数月之后,也就是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果然收到了对方答应的回信。就是这台发电机,在登州文会馆点亮了中国第一盏电灯。
  文会馆实验设施完善,以至“学者手经目验,理会心融”。学生懂科学、会实践,精通技工,毕业后大有用武之地。19世纪著名英国翻译家傅兰雅的助手、文会馆毕业生栾学谦在近代中国第一所科学专科学校——格致书院任化学教习,他继承了文会馆的传统,一面教理论,一面作实验,首创化学实验教学法,由此形成了格致书院注重实验的特色和优势。受到傅兰雅和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赞赏。栾学谦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化学教育家。狄考文的得意门生丁立璜在济南开办了一个“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专门生产教学仪器供全国需用。在南京南洋劝业会上,“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所制物品陈列南洋劝业会,咸称为全国第一家”。袁世凯早年在登州从军和以后任职山东巡抚期间,就得知文会馆的实验室和制造所,了解文会馆的治学特点,满清军队修械所的技工即是狄考文训练出来的,这也成为他日后响应清廷兴学谕旨,首选文会馆师生筹建山东大学堂的原因之一。
  文会馆重视科学教育和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放心,而且将来有出息,后来竟争相托人到文会馆上学,并以到这样的学校求学为荣。狄邦就烈也记录道:“学生们已经彻底相信了学校教育体系的有用性。”
    桃李芬芳 誉满天下
  登州文会馆讲求实学,注重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培养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符合近代教育转型、新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发展的实用型人才。洋务运动时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登州文会馆毕业生被“抢购”一空。至1904年文会馆迁往潍县,领取毕业凭证的毕业生共有206人,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达60%。当时,北至沈阳、南至云南,文会馆100多名毕业生分布于全国16个省份,先后任教200多所学校。
  清末“新政”时期,各地兴办学堂如雨后春笋,但苦于没有西学教师,便纷纷求助于登州文会馆。上海最早最大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当年有文会馆毕业生李星奎、曹金岗、张丰年先后任教。张丰年执教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三门课程,后来又到山东大学堂任教习。中国西部第一所官办地方大学山西大学堂,聘请了文会馆宋景清、陆之安、冯文修、李天相和朱葆琛5位毕业生。朱葆琛还任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译书院——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主笔,被誉为翻译界名流。中国现代第一所中央官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与狄考文关系密切,建校时他曾一次聘任登州文会馆12名毕业生,以致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文会馆的。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一次聘用20多名文会馆教习和学生,并且办学所用的课本、教学内容、仪器、规条,甚至连预算和经费开支的方法等等,均为一色的“文会馆蓝本”。慈禧太后为此嘉奖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人袁世凯和文会馆继任校长赫士,并授命赫士为清廷制定全国的办学规划和各种制度,包括延续至今的星期天休假制度等。为此,山东高等学堂一开始就实行星期日休假制。此外,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交大前身)、上海震旦大学、上海英浸会大学堂、南京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今东南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长沙雅礼大学堂、杭州之江学堂(今杭州大学前身)、开封府高等学堂、福州公立会大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以及各地中小学堂几乎都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由于全国西学师资短缺,文会馆毕业生供不应求,往往一个人要在两个以上学校任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这个历史时期,这种现象,除了登州文会馆,其他是绝无仅有的。
  登州文会馆创始于1864年“登州蒙养学堂”,1873年更名“登州男子高等学堂”,1877年又更名“登州文会馆”。是年,第一届三名毕业生被后来由文会馆发展而来的齐鲁大学视为第一届校友。1882年文会馆已公认为大学,1884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正式授予文会馆为大学。学界一般认为,登州文会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大学。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