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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出堤口 百戏舞陶盘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卞文超 郑琳 滕越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4-08 10:51:37 更新时间:2014-04-08 10:51:37

    一方小小陶盘上,21个汉代人物宴乐起舞,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3月28日,在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街道办事处,以1:1比例复制的西汉乐舞杂技彩陶俑,展出在“堤口记忆”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一场发生在西汉的宴会,被工匠巧手凝固在这方陶盘上,穿越两千多年时空,令今之观者身临其境。
    这件珍贵文物从1969年发现至今,已整整45年,是国内发现的唯一成组的歌舞杂技彩陶塑。1971年10月,这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在北京故宫首次公开展示。此后,又漂洋过海,到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展出,被称为稀世珍宝。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鉴定小组把它定为“国宝”级文物。

    □陶盘像是一个小戏台,上面的小陶人正在上演一出剧幕。院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村民们争着来看这件“宝贝”。

    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构成一个完整的舞台。文官武官分列两侧,七名乐手身居后排,舞台中间的几位杂技人物,最吸引眼球。
    其中,两个戴尖帽的男子,正相向倒立表演“拿大顶”。后面还有两位男子,一人腾身而起翻筋斗,另一人做难度很大的柔术表演。舞台的左前方,一人戴着帽子、身穿朱袍,伸展双臂,面向观众。他身后有两位身穿长袍的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两颊施以朱红,正挥动长袖,相对起舞翩翩。
    堤口庄居委会主任杨建奎告诉记者,他的爷爷杨大志曾多次向家人讲起发现“国宝”的经历。
    1969年4月的一天,杨大志和同村村民崔昌礼推车去堤口庄北面的无影山南坡挖青沙。经多年风化,这个山坡的青沙资源是建筑的好材料。一条高低起伏狭窄绵延的小路,就是他们这样的挖沙人走出来的。
    这一天,天气晴好。杨大志和崔昌礼一锹一锹地挖着青沙,然后再把装满的青沙车子运到沙场,重复着每天的工作。将近中午时分,杨大志一铁锹挖下去,停住了。下面不是青沙,而是一个黑黑的洞。杨大志拿起铁锹试着继续往下挖,洞穴深不见底。他急忙喊过一边的崔昌礼,两个人继续开挖,洞穴里面的景象让他们吃了一惊。
    透过洞口的光线,他们看到八匹彩马,隐约还可以看到很多小陶人。杨大志和崔昌礼挖沙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他们把八匹小陶马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陶人看得更清楚了:他们都站在一个陶盘上,手舞足蹈,姿态各异,色彩丰富——就像是一个小戏台,上面的小陶人正在演出一出剧幕。
    杨、崔二人以前也曾挖出过一些小陶人,可是像这样完整一体的,从来没见过。杨大志试着把它搬出来,试了几下没有搬动。它的底盘似乎已经和墓穴的地面黏在一起了。崔昌礼说:“用铁锹撬一撬,也许能行,下面是沙,应该不会太结实。”他们试着把铁锹深到陶盘的底部缝隙,用力一撬,陶盘断成了两半。
    虽然陶盘断开,但好在没有四分五裂。他们又把另一半轻轻撬起,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搬到一个平整的地面,拼接起来。小陶人沉睡两千多年后,沐浴在阳光下,一个生动的乐舞杂技场面,展现在他们眼前。
    杨大志和崔昌礼决定先把这件陶盘运回家保存,村民们闻讯都赶来看这个稀罕玩意儿。堤口社区文联副主席、武术协会主席马玉亭,目睹了当时场面。他说,杨大志家的院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大家都争着来看这件“宝贝”。
    杨大志感到事关重大,找到村干部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时村民委托历下区运输公司一个姓高的工人,推着地排车,步行十几公里,一路小心翼翼,把陶俑送到济南市博物馆。

    □前方身着红袍者,所处位置最为显著,今天看来也最具悬疑色彩。他仿佛一位“主持人”,正在向观众解说,又或许正昂首高歌,是一个神情投入的“讴者”。

    杨建奎告诉记者,一台收音机和一册毛主席语录,是祖父当年献宝收到的奖励。据济南市博物馆文献记录,当时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给文物拍照后,寄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独特价值得到了郭沫若的关注。
    1986年出版的《济南文物》记述,这组汉代乐舞杂技陶俑,展示了观赏乐舞杂技演出的完整场面,时代可能早到公元前二世纪,是汉代“百戏”的立体体现。
    “百戏”流行于汉代的王公贵族之中,是一种综合文化娱乐活动。细看陶盘,宴会配以表演,集演奏、歌舞、杂技为一体,如此场面在今天看来,也堪称一场视听盛宴。从动作、乐器到服饰、用具,小小陶盘储存了大量细节信息,如同古人生活场景的标本,直观真切地再现了汉时风物。
    先看舞台后方,七人组成乐队,乐手个个神情专注。右侧竖立起来的瓮形大鼓,叫作建鼓,是汉代百戏演出的主要乐器。乐架上悬挂的乐器是钟,乐工双手各持一槌,正准备敲打。钟架旁边还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击小鼓者左侧的乐工,面前搁置一瑟。鼓瑟者旁边有两个女乐工,身穿花衣,长跪吹笙。正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座中央表演者七人,四个青年作杂技表演,他们头戴尖顶小帽,身着紧身短衣,腰束白带。前面两人,双手着地,表演“拿大顶”技艺;后面两人,一人仰身后翻,作“翻筋斗”状;一人双足由身后柔和地置于头部两侧,表演柔术。
    位置稍微靠后的两个舞蹈陶俑,均为女性,高髻长发,面若桃花,身着文彩舞衣,伸展广袖。其中白衣女子左手长袖垂地,右臂上举,好像马上要把长袖高扬过头。
    前方著红袍者,所处位置最为显著,今天看来也最具悬疑色彩。他仿佛一位“主持人”,正在面向观众解说,又或许正昂首高歌,是一个神情投入的“讴者”。他在舞台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至今专家学者也没能给出一致的答案。
    再看小戏台两侧的观众席,衣着摆设大有讲究。七个观众,宽衣深服,冠履整齐,姿势儒雅而立,显然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左右两侧人物的衣着发饰,又各有区别,标志着身份的差别。右侧三人面前,置有两只体型较大的陶樽。
    樽以贮酒,象征着宴饮。照汉代礼仪,凡贵族宴饮必放置酒樽,作贮酒之用。有汉乐府诗《相和歌辞·陇西行》为证:“黄金为君门,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又有《相和歌辞·鸡鸣》为证:“请客高堂上……清白各异尊。”。
    但陶盘上两个酒樽,曾引发争议。1971年到故宫展览时,有专家说这两个樽“没有根据”,让工作人员取下来,因此展出的不是原貌。当时出版的一些图文资料也少了这两个樽,对文物的展现是不全面的。

    □墓主人身份是谜,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墓主人生前很喜欢观看“百戏”演出。两千多年前,济南人的生活就是温文尔雅、潇洒风流、多姿多彩的。
    “我记得,当时还有几匹小陶马和四盘大鹏鸟,就摆放在洞穴旁边,可惜都碎了。陶俑刚搬回村里时,颜色比现在还要鲜艳,放了几天后,明显黯淡了不少。”当年亲眼目睹文物发掘过程的马玉亭,提到这件国宝的发现过程,言语中不无遗憾。
    由于当时正值“文革”,社会上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淡薄,这些和“四旧”相关联的物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要说收藏。那些没有来得及妥善保护的文物,只给世人留下惊鸿一瞥,平添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这组陶俑群,表现的是贵族宴饮观赏演出的场面,但墓主人身份仍然是谜。由于目前缺少相关的文字记载,无法知晓无影山周边是一个什么规模的城市,墓主人的社会阶层也难以精确推测。汉代贵族常在宴会上举行“歌舞俳优”之戏,招待客人取乐,可以断定的是,墓主人生前应该很喜欢观看“百戏”演出,死后也要带到地下去享受。
    “这么一件精美的雕塑作品,出土在济南天桥区堤口路地区,说明两千多年前,这一带的经济文化生活非常繁荣,证明济南是礼仪之邦,是乐礼之乡。两千多年前,济南人的生活就是温文尔雅、潇洒风流、多姿多彩的。”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评价说。
    在济南一带,曾发现多个汉墓群。有一点被反复证明:汉代乐礼文化在济南一带曾大为兴盛。
    1974年,济南东郊黄台山发现一座汉画石墓。出土的汉画石中,有汉代著名的《七盘舞》的图像。画石的上面,有一穿长袖细腰舞衣的女子,长袖飞扬,婀娜起舞。地面上放着七盘、一鼓。《七盘舞》,又叫《盘鼓舞》。舞者周旋盘、鼓之间,有时要在盘、鼓上腾踏纵跃,发出有节奏的盘、鼓声,这要求舞步的特别轻盈和敏捷。
    长清县孝堂山汉石祠壁画中的乐舞杂技图像中,有建鼓舞和戴竿、弄丸等生动的节目。画面上一面大建鼓,两侧各有一人,他们手上拿着鼓槌,一边击鼓,一边舞蹈,这就是建鼓舞。戴竿戏演出者四人:一人单手持一竖竿,竿上有一横竿,横竿上倒竖一人,下挂两人。下挂的两人中,一人倒挂,双足攀住横竿,另一人单手挂于竿上,动作惊险,极为精彩。正如晋人傅玄《正都赋》描写的,“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
    飞丸跳剑或称弄丸跳剑,表演者把几个丸或几把剑,接连抛入空中,一手抛,一手接,抛接的数目越多,难度就越大。孝堂山汉石祠壁画的飞丸伎,抛接的是七个飞丸。济南全福庄汉画石杂技图,演伎人踏在鼓上,一边跳跃,一边表演,空中抛接的有三把短剑和七个飞丸,技术更为高超。
    从中不难看出,汉代乐舞杂技对后来的杂技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精彩节目至今仍在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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