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邮箱:
用户名
密码
   
山东各地地情网站:
秦汉至隋唐时期
王羲之书(兰亭序)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7 09:26:29 更新时间:2008-11-17 09:26:29
  王羲之山东琅琊人,生于公元303年。琅琊王氏是晋朝的名门望族,影响朝政,地位显赫。幼年时王羲之随着家族的南迁到了江南。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庾启蒙。七岁善书,12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庾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庾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早年还专门拜师卫夫人学书。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
  王羲之是晋朝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风靡于世,后人尊称为“书圣”。他不但以革新书法而闻名于世,而且也因为他毕生献身于中国书法,建立了划时代的功绩而流芳百世。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蹇腾之势,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撅,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榻灌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灌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二。”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祟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兰亭修禊,名流云集,王羲之乘兴书《兰亭序》,成为流传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正如他在《兰亭》诗中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天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加上他又有代书人,故其书迹更加真伪难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显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姜夔最多会意,在《续书谱·真书》中云:“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我们正是从王羲之的楷书中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无论是字的笔画,还是结构,各尽自然之态,似乎跳动着一颗自由的心灵,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
  最卓越的艺术品,往往在极小的空间里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兰亭序》就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尺幅之中的辉煌的书法艺术殿堂。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赞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兰亭序》遒媚劲健的用笔美,流贯于每一细部。略剖其横画,则有露锋横、带锋横、垂头横、下挑横、上挑横、并列横等,随手应变。其竖画,则或悬针,或作玉筋,或坠露,或斜竖,或弧竖,或带钩,或曲头,或双杈出锋,或并列,各尽其妙。其点,有斜点、出锋点、曲头点、平点、长点、带钩点、左右点、上下点、两点水、三点水、横三点、带右点等等。其撇,有斜撇、直撇、短撇、平撇、长曲撇、弧撇、回锋撇、带钩撇、曲头撇、并列撇等等。其挑,或短或长。其折,有横折、竖折、斜折。其捺,有斜捺、平捺、回锋捺、带钩捺、长点捺、隼尾捺等。其钩,则有竖钩、竖弯钩、斜钩、横钩、右弯钩、圆曲钩、横折钩、左平钩、回锋减钩。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序》有324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有筋骨血肉完足的丰躯.且赋予各自的秉性、精神、风仪;或坐、或卧、或行、或走、或舞、或歌,虽尺幅之内,群贤毕至,众相车现;王羲之智慧之富足,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序中有二十多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人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后世珍视其布白之美,临摹者虽难免渗入各自的笔性,但无人稍变其章法布白。正如解缙在《春雨杂述》中所说的那样:“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兰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集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个。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作,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作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据说藏有《兰亭序》共4本,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题本,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人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1600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270年间在民间珍藏,后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19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士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颍上本”、“落水本”,等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馀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28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梁,第二次“洪峰”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末、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和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