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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隋唐时期
两汉的画像石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7 09:24:50 更新时间:2008-11-17 09:24:50
  画像石是中国古代墓葬装饰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在石材上雕刻的画。因为其雕刻方法有一种是线刻,像是用铁笔在石头上的刻画,所以被命名为画像石。实际上,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从平面线刻到浮雕、透雕应有尽有,已经远远超出了画的范畴。一般所指的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的画像石,即东西两汉时代刻画在墓室或陵园建筑上的石雕图像。
  作为墓葬装饰,画像石主要刻画在石椁、墓室、墓地祠堂和墓阙上,是完全为墓葬服务的装饰艺术。因此,画像石的题材在主要为丧葬服务的同时,还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环境、状态、面貌、形象以及对于死亡世界、未知的神仙六国的想象等等以具体生动的图像形式刻画在石头上,使我们在与历史久违了两千多年之后,能够得以领略两汉及其以前的社会生活真相,认识和了解通过文献、文字所不可知晓的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图像文献,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山东是画像石的主要产地。无论是画像石种类,还是数量乃至内容、技法等等,在全国所发现的画像石领域里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就墓葬而言,山东的石椁画像墓不仅时代早,延续性强,而且藏量特别大,一座墓地动辄数十、上百甚至有成千座石椁墓。大型画像石墓如安丘董家庄、沂南北寨、临沂吴白庄等不但闻名全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至于武氏祠、孝堂山等小祠堂画像更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画像拓片甚至被当做重要文物予以流传收藏。
  在分布范围方面,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市都有画像石出土,其中山东南部的济宁、枣庄、临沂是画像石最丰富的地区,其次如泰安、潍坊、济南、日照、青岛、菏泽和烟台、淄博、聊城等地区也有不少发现。
  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在西汉时代主要刻画在石椁上和墓地祠堂上,到东汉时期,则刻画在石质或砖石混合的墓葬、石祠堂、石阙等墓地石质建筑部件上。其雕刻技法各式各样,有属于绘画范畴的平面线刻,糙面减地,凸面线刻,也有属于雕塑范畴的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等。总之,举凡两汉时代所能见到的绘画和雕刻技术,在山东画像石的领地里都能够寻觅到踪迹渊源。可以说,如果要研究两汉时代的平面和立体艺术,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资料库。和雕刻艺术相媲美的是那丰富多彩的画像内容。一部大千世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现实,乃至神仙鬼怪、奇禽异兽以及中外交流、当代时事几乎无遗漏地荟萃到了画像石里。如同东汉时期文人王延寿所论,“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其目的在于“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另外,画像石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关于死后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想死,但又无法和生命自然规律抗争,于是便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上,寄希望于荒诞不经的神仙社会里。大量成仙、求仙图像显示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执着、留恋和对来生的美好向往。为了达到超度到天国的目的,人们竭尽全力地企求保持住现有的身躯,希望以现在的样子和状态进入神仙的领地,过上心仪已久的舒心生活,于是,保护着身体不腐不坏,防止一切对身躯有可能造成侵害的因素,构成了画像石内容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从护卫辟邪到升仙脱俗再到教育警戒,这是画像石内容发展的“三部曲”。辟邪是为了保护好躯体,以便顺利升仙,教育警戒虽然与延续其子孙家业有关,但最根本的也还是为了延续墓主接受祭祀的权力,使其世世代代享受着人间的香火,享受着历史的礼拜。
  画像石这种艺术形式为什么在山东地区备受青睐和欢迎?
  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是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也是融会中西文化最积极和迫切的地区。所以,刘邦在初得天下之后,当即把自己的长子封到了山东,吕后掌权后,也把自己的亲属分封到山东。即使经过了西汉末年的战乱之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把最钟爱的皇子分封到山东。最高统治者如此重视山东,决不仅仅是因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主要的是因为这里是当时最富裕的地方,也是文化最繁荣的地方。
  有钱便有闲,便有空去寻觅去琢磨一些新奇观念和文化。于是,神仙方士应运而生,普天下的奇技淫巧风从云集,在黄河下游这样一个经济条件十分优裕的地域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画像石作为一门新的装饰艺术,很快便在这里流行开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登峰造极。比较起来,世界上最早在石头上刻画的是古埃及,然后是希腊半岛以及两河流域。古埃及将画像刻画在墓室的做法和汉墓画像石的做法有许多地方几乎完全一样。比如,画面的分层分格,人物加榜题,主要人物形象高大,而侍者或宾客相对渺小等等,使画像石这门艺术很容易与古埃及的墓室画像产生联想。另外,画像中所见一些半人半兽的形象,与希腊和两河流域的图像如出一辙。这种种因素和丝绸之路乃至更早一些的草原之路的交流,为寻找画像石的源头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话题。
  山东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与西方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外,还与北方的燕赵、南方的吴越有着频繁交流。同时,通过与边远地区的往来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更加遥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战国秦汉时期为什么首先在燕、齐地区出现了大量神仙方士,诞生了那么多奇谈怪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来自草原之路的文化交流有关。在神仙方士思想基础上诞生的道教何以最先在中国的北方(燕赵地区)和东方(齐鲁地区)发生,其思想渊源应该与战国时期这两大地区活跃的开放的思想文化有关。
  总而言之,山东汉画像石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画像石一样,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艺术形式,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西汉时期诞生,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合品。不同的是,这种艺术形式在被吸收到中国传统艺术的行列里后,便很快被同化和改造,并按照各个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需要而改变着面貌,成为当地人们最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也是为什么一提起汉画像石艺术总是被誉之为“博大精深”的缘故吧。因为画像石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有机结合的精髓。画像石的种类有四种:
  一是石椁画像。
  椁是古代墓葬中的外棺,套在棺材外围的一个空棺,其目的是保护棺材不受外部挤压,以确保棺内的尸体不受伤害。棺椁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一种埋葬方式。石椁则是木椁的替代,所以以石代木,其意图在于石材较之木材更耐久,不怕侵蚀,不易腐烂,可以永垂不朽。
  石椁最早出现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但带有画像的石椁最早问世可能是在西汉的武帝或者昭帝、宣帝时期(约前140—前48年)。最早使用石椁的地区在山东南部的济宁、枣庄和临沂地区。社会上大量使用石椁埋葬的时期是西汉晚期及王莽时代,到东汉早期或者还有继续(前48—公元58年)。
  石椁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体石椁,一种是双体石椁。单体石椁四面用四块石板围裹而成,底下铺着石板,顶上盖着石板。但由于切割石板的困难,大多数石椁墓葬的地板和顶板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多块或者干脆以夯土取代底板。双体石椁则是在单体的基础上,将头、足部档板加长,使之成为近乎方形的石椁,再在中间加一块隔板,将一座石椁分隔为两个空间,或者夫妇合葬,或者将多出来的空间当做侧室,放置随葬物品。为使石椁整体坚固,无论是单体石椁还是双体石椁,在石板与石板的结合处,都处理成卯榫的形式。
  因为石椁是模仿木椁的形式,所以,在画像安排方面也和木椁接近。比如在石椁外表刻画画像以模仿漆画木椁,但在石椁内部刻画图像则是石椁独到的艺术构思。一般情况,时代比较早的石椁都在外表刻画画像,时代稍晚一些的在内面刻画,也有两面都刻画的。从出土石椁的具体情况看,内外两面的画像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
  石椁的板材厚度一般都在10—20厘米之间,因此,在石椁上的雕刻只能是属于浅雕一类的线刻或减地线刻等方法,不能做深层次的雕刻或透雕。
  在画像内容方面,石椁外表的画像一般是具有辟邪成分的题材,内面画像则在辟邪的同时,还照顾到了墓主的生活起居等需要。从最早的石椁到晚期石椁,其题材内容有着比较大的变化。早期主要是来自木椁的几何形纹饰,后来增加了明显辟邪意味的墓树和财富象征并隐含着贿赂地下神明的壁纹、墓阙式的门、灵魂出窍的鸟及其玉璧、柏树和鸟、建筑、人物、动物等组合。再后来流行建筑以及守护的武士门吏等人为的保卫力量。之后是神仙类的人物,古圣先贤以及地下生活理想的社会图像等等。总之,在石椁画像题材中,辟邪是最主要的题材,其次才是享乐和升仙理想的描绘。
  山东发现最早的石椁可能是临沭的曹庄石椁,画像内容最丰富的是邹城市卧虎山石椁、兖州市农技校石椁,资料最完整的是济宁市师专郑氏家族墓地石椁。出土数量最大的是枣庄市。
  二是石墓画像。
  所谓石墓,主要是为区别于石椁墓而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不单指完全由石材筑造的墓葬,其中既有全石墓,也有砖石混合墓。其主要特征是墓葬已经由单纯的石椁进而发展为多室墓葬,空间和范围较之石椁墓葬大大扩张,丧葬习俗和观念也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墓画像就是这些墓葬之中带有画像的石刻。
  在山东地区,大约到了西汉中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不同于石椁的较大型墓葬。这些墓葬在形制方面,开始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住宅形式,安排了客厅、寝室、厨房、仓库甚至庭院。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前后室,前、中、后室,并由此而发展扩充为左右耳室以及多个附属侧室等多种形式。不过,不管怎么变化,其基本形制都是由墓门、主室和附属侧室等组成。带有画像的石块或石板一般都安置在比较显眼的墓门和前、中室四壁或者过梁、横额以及立柱上。
  目前所见东汉早期的墓葬多为前后室形制,前室横置,后室竖置,其基本形态如同“T”字形,像西汉时代出殡用的“幡”(如马王堆帛画形态)一样。前室宽敞,后室狭窄;前室陈放随葬物品以及祭祀用品,后室存放棺椁。中期以后,墓内的室逐渐增多起来,其结构也日渐复杂化。既有双后室、三后室等多后室的样式,也有在后室围以回廊的做法。到了晚期,出现了一些大型墓葬。其中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画像石墓是临沂市的吴白庄汉墓,约130多平方米;其次是安丘市的董家庄汉墓,占地面积约110平方米。这些大型墓葬,为了扩大内部空间容量,还在墓室中增加了立柱、过梁以及半月形屋脊等,使地下的墓室俨然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屋宇。画像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其内容也日益复杂丰富起来。
  在雕刻技巧方面,早期的石墓画像大多比较粗糙,在细节方面不很注意,晚期则比较讲究,各种手法的技术都有。从粗糙石面上的线刻到减地、浅浮雕、高浮雕、透雕以及传统的磨光线刻等等,几乎在一座墓葬中都能够看到。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画像石制作的技术日益娴熟,即使在一些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墓依然和发达地区一样,没有太多的地域差别。这也同时说明,画像石的普及程度之高之广。
  在题材内容方面,墓葬的画像一般包括人事的车马出行、宾客拜谒、庖厨宴饮、歌舞杂技、狩猎垂钓等享乐内容;猛虎恶龙、方相神怪等辟邪形象;东王公、西王母、玉兔捣药、成仙得道等神话理想;忠臣烈土、古圣先贤等英雄楷模。根据不同墓葬画像布局和安排,在墓门、立柱和后室等场所,一般都是辟邪和神怪图像,在前、中室四壁或过梁安排具有人间气息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等。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保护好埋藏在地下的亡灵,使其不受侵害,同时让其幸福愉快的在地下生活,并早日进入神仙的世界,与日月同寿,和天地偕老。
  在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沂南汉画像石墓。这座为考古学者运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墓葬,以其规范的布局和庞杂的画像内容成为东汉晚期汉画像石墓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报告,也因为编写整理者严谨缜密的学术水平而成为20世纪画像石墓葬考古报告类的经典。
  三是祠堂画像。
  祠堂是祭祀祖宗先人的地方。在古代,祭祀一般都是在居家的附近建立一所房屋式建筑,定期举行一些祭祀活动,以缅怀逝去的父母祖宗,笼络亲情。将祠堂建在住地或其附近,恐怕主要是为了出入方便的原因。到了汉代,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方式的同时,又有了去墓地祭祀洒扫的习俗。这可能与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尊者孝道的思想有关。因为要在墓地祭祀,所以,连带而来的是需要有一座和祠堂一样的建筑,以陈设祭品。因此,墓地的祠堂就其目的而言,只是陈放祭品的地方,就其规模而言,远远要小于住地的祠堂,故墓地祠堂实际上是一些专用小祠堂。小祠堂里撂设祭品主要是给墓主享用的,所以,在汉代,墓地祠堂就已经被称做“食堂”、“斋祠”和“亭堂”了。
  目前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面以上的小祠堂是长清县的孝堂山石祠;发掘出土最负盛名的是嘉祥县的武氏石祠,发现数量最多的是微山、邹城和滕州市的小祠堂。
  从规模形制上看,小祠堂的形制一般有四种。一种是三块石板围筑而成并带盖如倒“凹”字型的祠堂;第二种是左右两壁带三角形脊和屋顶的祠堂;第三种是双开间、前面由一根立柱托顶着门脸横梁的祠堂;第四种是在双开间后壁之间又单独向外开出一个小壁龛的祠堂。这四种形制实际上只有两种。第二和第四种是从一、三两种形制衍生出来的。
  从时代上看,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祠堂是出土于汶上县的路公祠堂,时代是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最晚有明确纪年的是武氏祠堂中的前石室(武荣祠)。唯一保存完好没有倒塌的孝堂山石祠的年代,因为没有明确的建造纪年,所以,一般根据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的游人题记,将其年代的下限划定在公元129年。实际上,从其形制和雕刻技法、画像内容布局等因素看,孝堂山石祠应该是东汉章帝时期的产物。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小祠堂部件分析,山东地区的小祠堂建造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东汉初年的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公元69—96年),一个是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公元107—167年)。早期的画像内容比较单纯,画风比较严谨细密,如同壁画;晚期则内容复杂,雕刻技法也五花八门,各有千秋。
  由于小祠堂的功能是摆设祭品,所以在画像内容的布局方面,二般有很明确的方向感。正面(祠堂后壁)是祠堂主人所在的位置,因此,这里的画像多安排有墓主形象及其生活片段的内容,左侧(西壁)象征西方,则安排一些神仙题材,如西王母等内容,右侧(东壁)则对应于西方,安排东王公等神仙以及生活画面。另外,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画像也被安排在便于观览的主要部位。
  因为小祠堂位于墓前地面以上,其画像主要是给活着的人经常看的,所以,其雕刻技巧要比墓室里的画像更细致、更生动一些。从现存小祠堂画像看,大约在西汉晚期,其雕刻技法和石椁画像大体相同,石面虽然经过一定的修正,仍不免有粗糙之感,到东汉前期,石面被进一步打平磨光,雕刻的线条也越来越纤细,各种图像的细节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这种技巧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甚至影响到南北朝。另外,也许因为财力所限,西汉以来比较粗糙一些的雕刻风格依然被保留下来,并在一些地区长期流行。
  但是,令祠堂主人及其后裔们始料不及的是,在东汉晚期的一些墓葬里,常常发现有小祠堂的部件被改砌到新的墓室里的事情发生。这种将他人的祠堂拆毁而筑造自己墓室的做法,在山东南部地区如济宁、枣庄等地区较为普遍。虽然完整的祠堂被毁坏了,但由于这些部件又被埋入地下,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小祠堂画像的作用。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在地上小祠堂已成凤毛麟角的时候,一批批墓葬里却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祠堂部件,为进一步了解两汉时期的墓地祠堂画像等增添了新的资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拆毁他人祠堂改造为自己墓室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保护了地面祠堂免遭历史毁灭的一个善举。虽然这些古代的“缺德”者的墓地最终还是被后人所发掘出土,但其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这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四是石阙画像。
  阙是中国古代地上建筑的一个部分,一般安置在城门外两侧,其原始含义与“缺”近似,是缺口的意思。其形制犹如两座门垛,中间敞开,不设大门。在城门外一定位置设置城阙,其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城门到了。
  因为是城门的衍生物,所以阙也可以像城楼一样,能住人,可登攀,站在阙上远眺近观,故阙又有了一个别名“观”,即观望的场所。由于阙在城门附近,是出入必经之处,所以,这里也是张贴告示,颁布法令通知等周知大家的所在。到了汉代,阙又成了身份地位高低尊卑的标志性建筑,其装饰的意味日益浓厚。
  墓阙是城阙的派生物。自从人们将墓地当做了冥界的城池后,墓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墓地大门的标志,成为进入墓地的第一道防线。
  目前所见最早的墓阙都是东汉时期的产物,以山东和四川保存得最多。山东现存墓阙有五六处,较之四川的汉阙,虽然在数量上排名第二,但在画像内容等方面则比四川的略胜一筹。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汉阙是建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的莒南县孙氏阙,最晚的应该是嘉祥武氏墓阙,时代是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
  就墓阙的形制而言,早期的墓阙似乎只是单体石阙,阙顶做成屋檐状,表示这是一座建筑。阙身则有两种样式,一是上窄下宽如同墓碑的样式,一是四方形立柱的样式。这种如同墓碑或望柱式的墓阙形式,表明墓阙虽然模仿自城阙,但实际的用途主要还在于标示,像界桩一样,标示着墓地所占据的范围四至和墓地家族的属性,是张家还是李姓。后来的墓阙则完全模仿城阙,在望柱式的单体阙身外增加了一座附属体,使其成为“子母式”,原来的阙身成了母阙,新增加的则成了子阙,在形制上,母阙高大,居于主要位置,子阙矮小,处于从属的位置。如此一来,墓阙由单个的四面体而成为门墙式的两面体,其形制就此完善定型。
  因为墓阙的主要功能是墓地的标示,所以,在墓阙上刻画的画像内容则不外乎墓地属性、辟邪震慑、炫耀显摆以及教育警示等。
  在山东现存画像石阙之中,以莒南县孙氏石阙的画像最简单,以平邑的皇圣卿两阙内容最丰富,以武氏墓阙最完整。如果以孙氏阙和平邑阙为山东地区早期阙,武氏阙为晚期阙的话,则早期墓阙画像在炫耀显摆之外,还带有一些神神道道的成分,如西方神仙世界的内容等等,在晚期则又增加了一些劝戒教育引导的思想。大概在晚期阶段,入侵墓地的领域,破坏他人墓葬的不良事情时有发生,故而墓主及其后裔们在设计建造墓阙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增添这一类的内容,以防自家墓地受到侵害。
  总之,山东地区因为有了大量的画像石,使我们得以在方块字的记载方式之外,通过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的图像,认识和了解两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揣摩和理解画像石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理想、情操,以丰富我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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