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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隋唐时期
王肃注《孔子家语》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7 09:24:21 更新时间:2008-11-17 09:24:21
  王肃是三国魏的大臣,字子雍,著名经学家,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约生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他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中,其父王朗是三国名士,在会稽太守任上务在爱民、“育民省刑”,有政声。到曹丕时,历官至司空,封乐平乡侯。魏明帝时转司徒,进封兰陵侯。王朗才高雅博,通经学,善疏奏,而性严整慷慨,恭俭节约,很有威仪。“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王肃生于王朗会稽太守任内,幼时随父辗转动迁,颇受薰染教诲。因其才学,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在朝廷掌管艺文图籍之事,他关心朝廷政事,屡上疏奏,多有建树。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王肃一度出任广平太守,不久被召回京,先后任议郎、侍中,后升迁太常,掌管礼仪祭祀之事。当时魏政开始衰败,王肃倾向司马氏一边,司马氏掌大权后,又把女儿嫁给司马昭,成为了司马氏集团出谋划策的“军师”一类人物,司马氏有事多向王肃请教。次年,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叛乱,司马师独纳王肃之策,讨平了叛乱。王肃的官职也由此益加升迁,做到了中领军加散骑常侍,成了皇宫禁卫亲兵的首领,直至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公元256年),王肃病逝。死后追赠他为卫将军,赐谥景侯。
  王肃一生仕宦,功绩也算显著,但其后世影响,却几乎全在其经学。他遍注儒家经典,多有创发,自成一家,称王肃学派。他综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将二者融为一体,形成王氏经学。但他的经学与郑玄郑氏经学并立,使之成为继郑玄之后的又一位经学大师,并在与郑氏辩难中形成了《孔子家语》注。
  两汉时期经学兴盛,但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今、古文经之分在于两点。一在经书书写的文字不同。今文经用汉代通行的文字写成,古文经用的是先秦通行的文字,叫做“籀文”,也叫大篆。造成不同文字的原因在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末咸阳的大火,使儒家经典遭受了灭顶之灾,六经几乎灭绝。汉初挖掘经书,只好找到幸存的前代儒生口授其义,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成了一类经书。后来在孔子内宅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用大篆书写的经书,当时的人们就把用隶书记录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把用大篆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同一部经书,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文字不同,而且今文经是口述的,所以往往加进去好多传经者的理解和发挥,而古文经是原始文字记载下来的,可能更多地尊重了原始意义,从而造成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第二个不同。今文经多从义理方面发挥,讲究微言大义,古文经多重名物训诂。由于风格的不同,再加上当时的经学大师们特别重视师法,所以造成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水火不相容,特别是在中央,两派都争正统。两派斗争始于刘向、刘歆父子。
  向、歆父子先后任校录古书之职,总校群书。向治《谷梁传》,喜今文;歆治《左氏传》,喜古文。父子互相问难,各持己见。刘向死后,刘歆继父业,任校书,想把古文经同今文经一样列入官学,上书哀帝。哀帝让其与五经博士共同讨论,因五经博士皆为今文,对刘歆建议根本不予理采。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详陈理由,认为今文经学是“末师之口传”,背离古经真义,“分文析字,烦言碎辞”,“莫知其源”;古文经才是真传,劝人们当“从善服义”,共尊古文经。说理虽透,但却激怒了大司空师丹和众儒,把刘歆逐出了京城。直到王莽专权,与刘歆互相利用,古文经才被立于官学,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斗争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东汉时期虽然今古文经并立官学,但其理论观点不同。由于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便与阴阳五行、谶纬之学结合,对经文中的某些章句任意发挥,编造出直接为当时政治所需要的“大义”来,这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需要。光武帝就深信谶纬。当时五经之义,皆以谶决。“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之风。”而古文经学则把经文视为史实,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证,主张以经中的法制、义理来矫正世风人心。这便是今、古文经学在义理观点上的根本分歧。除此之外,还有真伪之争。古文学者,常以孔圣之真传自居,认为今文经学为“末师口说”,有背古经真义。而今文学者则以古文经是后人伪托质疑。谁是谁非,各不相让。
  但是,有斗争,必有交汇;有交汇,必有融合。在斗争中,有些古文学者,顶不住谶纬风行的压力,为保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也引入谶纬之说。而今文经学的一些无端发挥捏造,有时也破绽百出,留下可攻之处。如今文学家何休,专治《公羊》,攻击《左氏》、《谷梁》,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破绽被郑玄发现,便著《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针锋相对,予以批驳。何休见了,不得不服,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郑玄,字康成,是东汉末年集今古文经于大成的经学大师。主治古文经学,又兼通今文,注经兼采古、今,将今、古语言经熔于一炉,铸为一体,形成了“独霸”一时的将今文经与古文经于一体的“郑学”。
  然而就是这个“独霸”一时学坛的“郑学”,却受到了后生王肃的“讥短”。王肃为了维护古文经学的纯洁,不以权威为然,向经学大师展开了挑战。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
  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
  这段话,讲明了王肃注《孔子家语》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孔子学说的真谛,开通壅塞通向孔门的路,辟除通向孔门路上的荆棘,不得不向权威郑玄发难。
  王肃对郑玄的驳难,多集中于他的《圣证论》中。据说《圣证论》是对郑玄“夺而易之”的专著,对郑玄之书“多所改驳”。据《旧唐书·元行冲传》云:“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又说“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可惜《圣证论》早佚,不得知其具体内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尚有《尚书驳议》5卷、《毛诗义驳》8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2卷。这些著述虽已散佚,但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尚见有辑存30余条。观其内容,均有对郑玄的改易与驳难。故马国翰序说:《毛诗义驳》,“专攻郑氏”;“曰义驳者,驳郑氏义也”。《毛诗奏事》,“此则取郑氏之违失条奏于朝,故题‘奏事’也”。《毛诗问难》,“大抵亦申毛以难郑也”。于是评说:“夫康成大儒,选通鲁、韩二家,后笺毛诗,其与毛不同者,意在两存其是;肃必欲尽废郑说,驳之不已,复陈诸奏,何见疾之深乎!”马国翰把王、郑分歧,归之于王肃对郑玄的疾妒,恐有失公允。理论观点的不同才是分歧的真正原因。
  王肃经学与郑学观点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王肃从维护孔子思想的纯洁出发,批驳郑玄。经学,是指汉代儒者对孔子编定的“六艺”研究阐释之学。孔子成之“六艺”,除《乐》书早佚外,汉代流传的尚有《诗经》、《书经》、《三礼》、《易经》和《春秋》,是谓“五经”。“五经”自孔子创始,经七十子之徒相传,战国百家争鸣的融合,汉儒的整合改造,已非孔子原貌。特别是今文经学,为“末师口说”,再加上其所谓“微言大义”的任意发挥,引进阴阳、谶纬之学与道、法、名、墨诸说,内容更加驳杂。古文经学家则坚持以孔子原经为训,以为古文经才反映了孔圣的真谛,对今文经学不能容忍。王肃反对郑玄,根本原因就在于郑玄兼采今文注经。
  王肃以得孔圣之真谛自居,认为自己举的是孔子的大旗,言必以“圣训”为准,论必以圣人为证。这是他著《圣证论》时言明的宗旨,也是他注《孔子家语》的明显表现。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自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之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很明显,王肃认为,对经传注解,凡是不符合(他认为的)孔子原意的,就是壅塞通向孔门之路的“枳棘”,一定要“开而辟之”。
  第二,王肃从维护圣人的圣洁形象出发,批驳郑玄。王肃对孔子甚至古圣“圣洁”的维护,可说是一个顽固的卫道者。凡是他认为有损圣人“圣洁”形象的,他必或否认,或另解,或批驳,甚至不顾事实而进行曲解,以强词取胜。如《礼记·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郑注:“孔子之父鄹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颜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意即孔母耻“野合”事,而不告知孔父葬处。王肃的注却是:“无此事,注记者谬。”并据《家语》之文,以证《礼记》之妄。又针对郑注说:“圣人而不知其父死之与生,生不求养,死不奉祭,斯不然矣。”又说:“若征在见聘,则当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不仅否认“不知其墓”、“死不奉祭”之事,也回避了“野合”的事实。
  又如《礼记·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正义》曰:“此节论非理横死不合吊哭之事。”郑玄注提到“孔子畏匡”事,意谓若当时孔子被匡人意外杀死,即属“死而不吊者”。王肃驳之说:“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设使圣人卒离不幸,可得不痛悼(反)而罪之乎?”“有德”即“能自全”,可谓“妙论”。
  又:《诗·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修介修止,载震载育,时维后稷。”郑笺言此即指姜螈履大办人之迹而有孕,生后稷,长大,名曰弃。这本是采《史记·周本纪》所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朝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陋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是原始族外婚的反映。而王肃以为郑笺荒诞,反驳说:“帝喾崩后十月而后稷生,盖遗腹子也。虽为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为众所疑,不可申说。姜原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弃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上引肃言,皆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圣证论条》)在《辑佚书·毛诗奏事条》中王肃又加申说:“稷契之兴,自以积德累功于民事,不以‘大迹’与‘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载籍之……以为遗腹子,姜螈避嫌而弃之。”这里不仅为后稷及其母姜原辩护,而且提到商祖先契。传说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孕生,史书多有记载。《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是以鸟为图腾的,故信鸟。《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而王肃对此也予否认。说:“稷契之兴,自以积德累功于民事,不以‘大迹’与‘燕卵’”是对的。但说“大迹”、“燕卵”之说为荒诞,怕是就有以今解古之嫌,越解离真实越远。原始时代的婚姻是与封建时代不同的,没有什么封建道德束缚的。王肃以封建时代的道德要求古人,就有违历史真实和历史主义了。
  第三,王肃从维护封建道统出发,批驳郑玄。王肃维护古圣稷契的圣洁,用的全是封建正统的制度和伦理道德。不仅如此,甚至连“食色之欲”的人性之常,也讳莫如深。如《礼记·祭义》有“如欲色然”句,郑玄注曰:“如欲色者,以时人于色厚,假以喻之。”王肃不以为然,认为祭祀父母是极严肃的大事,若以女色相比,则是玷污之言,故解为“如欲见父母之颜色”,责问郑玄:“郑何得比父母如女色?”王肃此说明显有违圣训,故晋马昭反驳王肃说:“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于德。”张融评曰:“如好色,取其甚,于文何妨?”
  又如,《诗·大雅·卷河》:“伴奂尔游矣。”郑注:“伴奂,自纵弛之意也。”王肃认为这注有损周道尊严,驳曰:“周道广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乐易而来游,优游而休息。”(同上)又说:“周公著书名曰《无逸》,而云‘自纵弛也’,不亦违理哉!”
  第四,王肃以求真精神批驳郑玄。王肃与郑玄等人的分歧,不仅是古、今文之争,也还有门户之见。汉代经学经文经说来源不同,虽同治一经,而师承不同,解说各异。如《易》始有施、孟、梁丘和京房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户,《诗》有齐、鲁、韩三派,《礼》有大戴小戴,《公羊》有严、颜之分等。师传不同,门户各异,门内讲“师法”,即弟子要严守师说,不能乖离。但一传再传,分化难免,必然又分出许多不同派别,叫做“家”。家有“家法”要弟子遵守。再加上古、今文对立,门户壁垒愈严。各守门户,党同伐异:“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子春)、郑(兴、众)、贾(逵)、马(融)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8页)门户壁垒如此森严。王肃古文自信贾、马,而郑玄兼采古、今,糅为一体,自然引起王肃不满而予以驳难。除了以古文《毛诗》驳难《毛诗郑笺》以外,其维护家法的门户之见也见于他对其他经传的解释当中。如《尚书·舜典》之“禋于六宗”。郑玄认为,“六宗”,“皆是天之神祗,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王肃据《礼子家语》以“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解释。而皮锡瑞经过深入考查认为,王说实际取自孔光、刘歆的“六宗”为“乾坤六子”说。刘歆是古文学派的创始人,王肃若真宗法刘歆,更说明王肃反对郑学的家法门户之见了。
  但是王肃经学又并非完全出于门户之见,而更多是“站在纯古文学的立场上,反对郑学”。所谓“纯古文学”,王肃认为就是追求“义理之安,文符于实”。故对郑玄的反驳,是为“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发现其“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而对郑玄的符实符真的文字并不排斥。故古人解经传引录,往往把郑、王并引。再说王肃服膺贾、马,也并非盲目完全赞同,而是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故马国翰说:“肃好攻驳康成,往往强词求胜,前儒多非之。然其说如管仲不死纠难以为君臣之义未正成,实有特识。”根据《论语·宪问》记载,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胜利后杀了公子纠;辅佐公子纠的二人,召忽死了,管仲不死,人以为管仲不仁,而孔子以仁许之。人们多以“君死臣辱”之义认为孔子许之“如其仁”不可理解,王肃以当时“君臣之义未成”解,是正确的。所以马国翰赞叹王肃是“古人拔帜自树一垒,以与往哲角敌者,夫岂漫无挟持哉”。
  正因王肃“拔帜自树一垒”,并非纯出门户之见,努力追求义理之真、字句之实,才能成为一家,立于经学论坛,与郑学并行。
  王肃在批驳郑玄的过程中形成了《孔子家语》的注释。《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书,今本44篇,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众说不一。一说为王肃伪托之作,一说汉孔安国撰集。王肃在其注的《孔子家语·序》中说,他是从孔子二十二代孙孔猛那里得到的,因发现其内容与己所论“重规叠矩”,故为之注。王注本遂流行于世。从史书记载看,王肃之前确有《孔子家语》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27卷,唐颜师古注:“非今所有《家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所附孔安国后序说: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日《孔子家语》……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安国)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
  《通考》又引孔安国之孙孔衍奏言云: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
  王肃所注之本,是否孔安国撰,时迁世移,很难说定。所以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其书及二孔之序奏系王肃伪作,目的是伪托古人以自重,好与郑玄抗衡。宋代王柏说:“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织成之。”(《经义考》引《家语考》)至清代,学者多崇尚郑学,王肃更成了讨伐对象,力证《家语》为王肃伪作。
  当然,也有对“疑古派”存疑者,如朱熹就说:“其书虽多疵,然非王肃作。” (《朱子语录》)清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意在证实《家语》渊源有自,非王肃伪作。强调指出:颜师古“既未见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此外,黄震、钱馥、沈钦韩等,都曾对“伪作”说提出过不同看法。
  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相关文献,“伪作”说似乎不攻自破了。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李学勤先生认为可称其为竹简本《家语》。
  再就其内容看,《孔子家语》有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可以用于勘正史实及文字讹误,弥补某些古籍的疏略。如《礼记·哀公问》:公问“成身”,孔子答仅有“不过乎物”四字,难以理解。《孔子家语·大婚解》所记则比较详细:“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意思就明白了。《说苑·政理》:“仲尼见梁君”。清俞樾曰:“当从《家语》,作‘宋君’为是。”再如樊须比孔子少36岁,《家语》云少46岁。考之《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氏以“樊须弱”为由,不同意他当车右。据《礼记·曲礼》:“二十曰弱”。时孔子68岁,樊须20岁,少孔子46岁。《家语》是对的。
  《孔子家语》不可能是王肃伪造,其中或有增损,也未可知。《孔子家语》保存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其学术价值越来越被肯定。王肃注之之功,也就越辩越明了。郑派学者攻击王肃的一大理由,是王肃伪造“五书”除《家语》外,还有《孔丛子》、孔安国《尚书传》、《孝经注》、《论语注》等,但《论语注》已佚夫。王肃与司马昭的特殊关系,也成为郑学学者攻击的把柄。这些攻击,的确大有损于王学的地位和影响。今既证明《孔子家语》不是伪造,其他各书的“伪造”之说也就不用再讨论了。
  总之,王肃是继郑玄以后的又一位经学大师。他和郑玄一样,遍注群经。虽然两派对立,但各有千秋,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王肃的一生,是为官的一生,且居朝中,为帝王近臣,言路通天,因此,他多有奏议。奏议表现出的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轻徭役”、“安百姓”、“慎刑罚”、“重信用”、“倡节俭”、“简宫室”等。这些思想,既是当时社会状况所必需,也体现了王肃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是与其经学思想一致的。
  王肃精经学,多弟子。病逝后,縗絰为他送葬守丧的弟子数以百计。其著述颇丰,而本传所载甚略,仅记有:“初,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氏(玄),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官学。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又,“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郑玄)”。上文所述所引,皆出自《三国志·魏书·王肃传》。然而据其他史籍著录,还有不少。《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20余种,190余卷,皆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王肃佚作有:《周易王氏注》2卷、《周易王氏音》1卷、《尚书王氏注》2卷、《毛诗王氏注》4卷、《毛诗义驳》1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1卷、《礼记王氏注》2卷、《丧服经传王氏注》1卷、《王氏丧服要记》1卷、《春秋左传王氏注》1卷、《论语王氏义说》1卷、《孝经王氏解》1卷、《圣证论》1卷、《王子正论》1卷,计15种21卷。此外,还有《孔子家语》,其注本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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