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邮箱:
用户名
密码
   
山东各地地情网站:
先秦时期
齐桓公首霸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25 10:45:04 更新时间:2008-11-25 10:45:04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出日益不平衡的状态。随着周王室在政治上的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权威不复存在,旧的统治秩序大乱,形成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位于东方的齐国脱颖而出,出现了齐桓公的首霸。
    齐桓公名小白,是齐僖公(公元前731年—公元前698年)的儿子。齐建国后,经西周一代的发展扩张,成为东方大国。春秋初年齐国的疆域,大约东到海,南到穆陵关与泰山,西到古黄河,北到今冀鲁交界处,其国土大小,仅次于楚、晋,而较秦、越、鲁、卫、郑国都大。凭借着广阔的国土和日益增强的国力,春秋初年,齐庄公和齐僖公成为东方的霸主,史称“齐庄、僖于是乎小伯(霸)”。齐僖公去世后,太子诸儿继立,即齐襄公。齐襄公是个荒淫残暴的国君。他喜怒无常,杀诛不当,言而无信,数欺群臣。又与其妹文姜私通。文姜是当时鲁国国君鲁桓公的夫人,为此他派人杀害了鲁桓公。他的胡作非为搞得社会矛盾尖锐,国事日非,齐国政局风雨飘摇,  动荡不安。僖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害怕祸及己身,流亡于国外。公子小白由大夫鲍叔牙护送逃到莒国,公子纠则由大夫管仲护送逃到鲁国。不久,齐国发生动乱。公元前586年,作恶多端的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公孙无知自立为齐国国君。但仅过了不到一年,公孙无知又被渠丘大夫雍林所杀,齐国一时没有了国君。小白和公子纠得到消息后都想回国继承君位,权力之争在他们之间展开。小白得到鲍叔牙的辅佐,国内又有大族高氏、国氏做内应,形势非常有利。但公子纠的辅佐管仲则足智多谋,他争取鲁国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又自告奋勇率兵在莒国通往齐国的必经之路上拦截归国的小白。远远看见小白的队伍,管仲布置好伏兵,并搭箭开弓,一箭恰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诈死,仆倒于车上。管仲见大功告成,遂回去复命。公子纠见竞争者小白已死,迟缓了归国的行程。而小白则催动人马,日夜兼程,在高、国二族的接应下,捷足先登,即齐国国君位。
    齐桓公即位伊始,击退了拥立公子纠的鲁国军队,派鲍叔牙率齐军围鲁,迫使鲁国杀死了公子纠,并请求把管仲交付齐国。原来这是鲍叔牙的主意。管仲是的叔牙的好朋友。管仲名夷吾,颖上 (今安徽颖上)人。鲍叔深知管仲的为人,坚信管仲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只不过没有遭逢明君和时运而已。所以在齐桓公提出要任他为国相时,坚决辞让而推荐了管仲。他对齐桓公说:“如果您想治理好齐国,我就可以帮助您做到这一点;但如果您想成为天下的霸主,那么非管仲任相不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捐弃了前嫌,打破了传统的“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亲”的用人体制,任管仲为相,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管仲的改革以富国强兵为目的。
    首先,在政治上实行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制度的改革。所谓“叁其国而伍其鄙”,就是将国都一分为三,而野鄙一分为五。周代实行“国野”制度,一般将国家分为“国”与“野”两部分,分而治之。  “国”又称“都”,指由武装保卫的作为当时统治中心的城市及其四郊之地。生活在“国都”中的人是统治族的成员,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主体部分,被称之为“国人”。其中可分为贵族和平民,当时军队的首领和军官由贵族担任,而士兵则由平民充任。  “野”又称“鄙”,指城市之外的野外之地。生活在“野鄙”之中的人是被统治族的成员,构成了被统治阶级的主体部分,被称之为“野人”。野人是当时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没有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国”与“野”的划分,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阶级对立。管仲淡化了“国野”制度的政治内涵,试图通过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为军事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础。
    “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将“国”分为21个乡,即工商之乡6个,而士乡15个。工商之乡专门从事工商业生产,不服兵役。士乡15个,由桓公、高子、国子各统辖5个乡,以此构成基层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在国都内,行政区划是5家为轨,10轨为里,4里为连,10连为乡,分别设轨长、里司、连长、乡良人 (或乡大夫)来管理。野鄙分为“五属”,具体的行政区划是:
 30家为邑,邑设有司;10邑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共设置五属大夫,负责治理野鄙。五属大夫的职责,于每年正月例行向桓公汇报一年治绩,推举贤能。国君任命“五正”,对五属进行监督,及时向国君报告下情。  “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改革,其核心的内容是加强国君的集权统治。在此之前,层层分封的封邑制度分割了国家的权力,造成了政令的阻隔和政出多门,国君的权力被削弱。  “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改革,根据“国”、  “野”的不同情况,分别建立起新的地方行政制度,各级地方官吏由国君任免,向国君负责,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树立了国君的政治权威,畅通了上令下达、下情上达的渠道,达到了“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的目的。此外,还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人才培养选拔的机制。制度规定,各级官吏均有推举贤能的职责。地方官如果埋没压制人才,以“蔽贤”、  “蔽明”治罪。而国家任用官吏的原则是“无听左右之谒请,因能而授禄,录功而与官”。这种选官制度使得“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从而造成了“民皆勉为善”的社会风尚,使齐国政局面貌一新。
    “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改革,第一次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设想和措施。顾炎武说: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  “四民分业定居”按职业集中定居,重视行业内的技术交流,不提倡行业、职业间的横向联系。为了强化“四民”的职业壁垒,甚至提出了使“士之子恒为士”、  “农之子恒为农”、  “工之子恒为工”、  “商之子恒为商”的口号,要求土农工商世任其事,各安其业,专心发展,互不干扰,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明晰化和制度化。
    其次,建立了新的军事体制。齐国之所以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新的军事体制建立一个行政基础。可以这样说,  “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制度。所谓军政合一,管仲把它称之为“作内政而寄军令”,即借行政制度的改革而附属上军事改革的内容。如国中士乡中轨、里、连、乡的行政编制,又可以作为军事编制而发挥作用,齐国实行的“三军”制度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国语·齐语》说:  “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齐国实行“三军”制度,为国家的常备军。齐桓公领中军,是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帅。三军的编制分为伍、小戎、卒、旅、军5级,正好与行政区划的轨、里、连、乡及五乡等5级相匹配,而每一级别的行政长官同时兼任同级别的军事长官。这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同时又是寓兵于民的制度。每家出壮丁一人为兵,这对“八口之家”的家庭来讲,兵役负担不算太重。这些人“春以搜振旅,秋以弥治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提高了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技战术水平。因为齐国的军事制度军政合一,寓兵于民,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军队的组织性和内聚力,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对此,  《国语·齐语》说:  “同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乘;昼战则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利用天然形成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增强军队内在的凝聚力;又借助强有力的行政和军队的组织纽带,增加了军队的组织性。经过军事体制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
    再次,进行了以利民富国为目的的经济改革。与鲁国的传统文化不同,在齐国的传统文化中功利主义是其重要内容。管仲认为,经济实力是立国的基础,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建立起高质量的上层建筑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关于经济改革的内容,第一项内容是“相地而衰征”。西周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国家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再通过层层的分配,造成私人的占有。由于井田制是等级占有制,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确定后,就占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所以当时实行的征税方法,是按人征税的方法。进入春秋后,随着铁器的出现,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使人们有能力在耕作作为“公田”的土地之外,还有余力去垦荒,这些新辟的土地与“井田”不同,其性质是“私田”。后来由于“私田”的收获完全归己,受利益的驱动,人们把精力都放在开垦经营“私田”上,井田逐渐荒弃,出现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为了增加农业方面的财政收入,齐国在齐桓公时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改革。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视土地美恶及其所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过去井田制按人征税,今改为按地征税,究其原因是土地的占有发生了变化,而“相地而衰征”是针对土地占有的变化,不管“公田”、  “私田”,一律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征税,从而使国家的农业税源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  “相地而衰征”的改革实际上也打破了传统的“井田”制度,从而导致了土地国有制度向土地私有制度的转化。土地的私有化,必然刺激土地所有者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齐国的农业生产力。
    经济改革的第二项内容是实行官山海和盐铁专卖的制度。为增加财政收入,利用好齐国的山海资源,管仲主张加强对“山海”自然资源的管理,提出对盐铁等经济事业实行国家专营。盐是最重要的生活调味品,而铁是制造生产工具最重要的金属材料,人的生活须臾不可离,所以社会需求广泛,获利丰厚,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计。实行盐铁国家专营,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收入,而且也是管理调控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所谓“盐铁专卖”,不是将盐铁的生产全部收归官府经营,而是人民依然有生产的权利,只是产品不能私自出售,而由官府收购,统一运转调剂销售,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由于盐铁的销售价格由国家确定,所以国家将部分税收加入盐、铁价格之中,表面上看没有课税之名,却得到了税收的实惠。在缓和了社会矛盾的同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经济改革的第三项内容是“设轻重九府”,国家通过垄断货币的发行,调控社会供求关系,平抑物价,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谓“轻重”,指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与其它商品孰轻孰重的比价关系。管仲提出,货币的铸造发行要由国家控制,并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调控经济。为此,设立了相关机构“九府”来管理经济。管仲认为,货币的价值和其它商品的价值存在着相反的轻重关系,  “币重而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所以国家通过控制货币,调节它与其它商品的轻重关系,达到平衡物价,抑制兼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齐国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日后齐桓公首霸中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齐桓公为了称霸中原,审时度势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  “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春秋初年,随着西周的灭亡,王室东迁至洛邑。作为西周的发祥地和根据地,  “宗周”地区沦为戎狄之地,王室号称“千里”的直接控制区王畿损失大半,仅局促于豫西地区,经济实力大大削弱。经济上的衰微导致了政治上的衰落,周王室的政治权威和统治地位一落千丈,威望不再。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的动摇,使中原华夏诸国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传统的统治秩序大乱。值此多事之秋,中原周边夷狄族的入侵压迫却日甚一日。异族的军事压迫主要来自南北两个方向。从北方来看,来自于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即所谓北狄不断南下向中原发展。北狄的南进造成了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华夏族与狄族犬牙交错的局面。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农业文明面临着狄族游牧文明的冲击与挑战,而游牧文明在南进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盲目的破坏性的力量,可能造成对早熟的、处于较高文明发展阶段的华夏文化毁灭性的破坏。从南方来看,对中原华夏诸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楚国。楚国是祝融之后、芈姓之族,原处于江汉地区,后逐渐吞并周围小国,成为南方的强国。由于僻在长江流域,远离中原,楚国文化自成系统而独立发展,有别于所谓华夏的正统文化,所以西周后期楚国国君熊渠曾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其后代称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进入春秋,随着实力的膨胀,楚国在占据了长江中游地区后,全力向中原发展,成为华夏各国的强敌。受南北异族的压迫,中原华夏各国岌岌可危,  《春秋公羊传》在描写当时的形势时这样说: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此形势下,华夏各国亟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担负起责任,率领他们抵御外侮。齐桓公适应于形势的需要,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要承担起华夏诸国霸主的责任。但这个霸主毕竟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还需要借用一下周王这块招牌。周王室虽然地位日渐衰落,但它毕竟还是当时中原华夏各国名义上的共主,是华夏正统的象征,是华夏各国的一面旗帜,这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使然。所以在管仲的策划下,为增强华夏各国的向心力,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
    所谓“尊王”,就是遥奉周王室的正统,更重要的是借此高举起传统道德文化的旗帜,建立起华夏各国对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归属感。为此,齐桓公打出了“尊王”的旗帜。如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齐会合鲁、陈、卫、郑、曹等国联军伐楚时,楚成王派使者质问齐国伐楚的原因,管仲受命答复说: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是打着“夹辅周室”的旗号来说明此次行动的合法性的。在对楚使者申明楚之罪状时,说: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指责楚不入王贡,并应对周昭王南征而不返负有责任。从而把称霸的政治野心掩盖在“讨不庭”的“正义”行为之下,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在“尊王”的旗号下,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维护王室安定和权威、代王室发号施令的行动。
    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53年),周惠王去世,太子姬郑即位,是为襄王。襄王在惠王生前曾与其异母弟王子带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闹得不亦乐乎,还是齐桓公会集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与周室盟约,确定了太子的正统地位。此次惠王下世,襄王怕王子带争位,秘不发丧,而告难于齐,求桓公出面帮助确立君位。又是齐桓公召集各国,在洮(曹邑。今山东鄄城西南)结盟,最终确立了襄王的王位。齐桓公在自述其功绩时说: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谓“一匡天下”,即指此事。而所谓“九合诸侯”,则说明齐桓公已成为代周天子发号施令于天下的名副其实的霸主。
    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邀集鲁、宋、曹、卫等国君及周王使者周公宰孔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盟会。周王使周公宰孔赐给齐桓公文武胙、彤弓、大路、龙旗以示尊宠,并传达王命说:  “以伯舅耋隙,加劳赐一级,无下拜!”为做维护周礼的表率,齐桓公回答说:  “天威不违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并按周礼规定,下阶叩拜王命,然后登阶接受王赐,维护了周王的权威和尊严。孔子曾评价春秋五霸说:  “晋文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正是指齐桓公对传统礼制的维护。这种对传统礼制的维护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保守落后的行为。因为在团结华夏诸国抗御异族威胁的时候,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帜是维系人心的精神纽带,而“礼”文化正是当时华夏文化的核心和典型代表。
    同年的秋天,齐桓公盟会诸侯于葵丘,约定: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强调了华夏各国的团结。为了规范各国的行为,协调各国的关系,会上共同订立了盟约。盟约说: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教,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其中第一项,强调了对传统宗法制度的维护,区分嫡庶关系。第二项强调尊贤德,育人才。第三项重申敬老爱幼、友好待客的美德。第四项则对士人的任用提出要求,既反对世袭为官,又保护其利益,反对专杀士大夫。第五项内容主要协调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要求各国保障河道的通畅,反对截断水源或以邻为壑;保证粮食这一重要物资的正常流通,反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要求在建立新的封邑时要上报天子,便于各国了解政情。盟约内容的政治部分基本上强调了对传统秩序的重申维护,借以突出团结的主题,但也有对新生事物的肯定和认同,如“士无世官”等。其内容的经济部分则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政治割据的尝试。葵丘之会,加强了华夏各国的政治团结,并为建立中原统一的经济市场做出了努力。通过葵丘之会,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齐桓公的“攘夷”,主要有以下事迹:
    首先是抗击北狄。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四裔表叙》中说:  “盖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路氏为最。然狄之强莫炽于闵、僖之世,残灭邢、卫,侵犯齐、鲁。”北狄是春秋时中原华夏诸国最强大的威胁。齐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齐桓公率军越千里之险,击退山戎。燕庄公为表示感激之情,执意越境送桓公入齐境。桓公说:  “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遂分割燕庄公所至齐地予燕国,并嘱咐燕庄公复修召公之政,勤于民事,纳贡于周。齐桓公这一义举,赢得了华夏诸国的尊重与拥戴。
    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冬,赤狄进攻邢国(现河北邢台),齐国君臣讨论救邢。管仲说: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管仲根据华夷之辨,论证了伐狄救邢的必要性,特别强调了“简书”也就是中原各国盟约的神圣性,力主救援。齐国出兵大败狄师。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赤狄伐卫。当时卫国的国君卫懿公是个昏君,喜欢养鹤,耗以巨资,而战士的待遇却很菲薄。战士们士气低落,扬言让鹤去打仗,结果是一触即溃,卫懿公被杀,卫国惨遭灭国之祸。齐桓公率军渡过黄河救卫,并将卫国遗民迁往曹邑,为其拥立了新的国君,帮助修建了新的城池。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赤狄再次攻邢,邢国军民溃败。齐国联合宋国、曹国救邢,再次击退赤狄。为了邢国的久安,齐桓公派军队护送邢人迁居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并帮助他们修筑新城,派出军队协助戍守。齐桓公“救邢存卫”的义举,使邢、卫两国亡而复生,安居乐业。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的威望日隆。
    在基本遏制了北狄对中原的攻势后,齐桓公又对南方强楚的势力加以抑制。早在齐桓公二十年(公元前666年),楚国曾以兵车六百乘进攻郑国,被齐、鲁、宋国的联军击退。但楚国始终保持着对中原各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处于齐、楚间的许多小国摇摆于二者之间,给齐桓公的霸业造成阻碍。齐桓公在其统治后期,加强了对楚国的反击,通过伐楚,维护了中原霸主的地位。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楚国借口郑国亲齐,出兵攻郑,齐桓公会合宋、鲁、郑、曹等国,商议抗楚之事。此后,楚国连年攻郑,郑不堪重压,打算向楚国求和。为此,桓公积极联络中原各国寻盟抗楚,声援郑国。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齐国联合鲁、郑、宋、陈、卫、许、曹等国征伐楚国的盟国蔡国,蔡军望风溃逃。联军乘胜进军楚国,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楚成王见联军来势汹汹,一面亲率大军迎敌,一面遣使试探联军的虚实。楚使者质问桓公为何侵楚?管仲代答以“尔贡苞茅不人,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如果说谴责楚不入王贡,还多少可以作为口实,而溯及西周时周昭王伐楚而身死于长江,显然是有些牵强的意思。所以 楚使者回答说:  “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口气还是颇为强硬的。齐桓公见楚不肯屈服,挥师进驻陉(今河南偃城),企图迫使楚国臣服。楚派大夫屈完到联军中求和。桓公邀屈完同车巡视联军军容,想借以炫耀武力,以迫其就范。他对屈完说: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但屈完却回答说: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联军)虽众,无所用之!”屈完抓住齐桓公以道义服天下的自我标榜,声称若以道德服人,则和;若以强力相压,则不惜一战!齐桓公适可而止,接受了楚国的求和,与楚在召陵订立了盟约。召陵之盟,暂时抑制了楚的北进,缓和了中原的形势,赢得了一段和平发展的时间。
    齐桓公在成就了其霸业后,自我感觉日好,他在晚年自我评价说: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异以此乎?我欲封泰山,禅梁父。”俨然以受命之君天下共主自况。贤相管仲死后,桓公生活日益奢侈,又任用佞幸,国事日非。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病重,近臣易牙、竖刁乘机作乱,五个儿子树党争权,一时齐国大乱。一代雄主齐桓公竟被活活饿死,尸体60余天没人收拾,以至于腐烂生虫。但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捍卫了当时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免遭周边落后的异族文化的破坏,其历史功绩是昭若日月的。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