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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左丘明作《左传》、《国语》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7 11:27:13 更新时间:2008-11-17 11:27:13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史官,曾任鲁太史,著《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关于左丘明的姓名,有人认为“左”系官职左史,名为“丘明”;有人则主张当以“左丘”为姓;又一说单姓左,名丘明。春秋是个造姓时代,由于左丘明曾任左史一职而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规律;汉代经学流派多以姓氏命名,  《春秋左氏传》即汉代经学流派之一;又有文献资料多称左丘明为“左子”,与先秦时的“孔子”、  “孟子”等姓氏尊称相同:此三点,都可见左丘明当姓左氏。据方志记载,左丘明故里在山东肥城都君庄,明清时期肥城县署东南有左丘子祠,名“左传精舍”,相传即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地方。
    左丘明的性格人品,可从以下几则与孔子有关的文献资料推知一二。  《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花言巧语,一脸媚态,十足的恭顺,这副样子,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对某人内心包藏着怨恨,表面却和他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在此,孔丘以尊重口吻将左丘明视为自己的知己,所尊原因是他具有实事求是、耿直不阿、耻于面谀的正直君子的高贵品质。又据方志资料说,孔子到齐地去时,经过肥邑(今山东肥城),曾赞叹“肥有君子焉”,即感慨肥邑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流露出孔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
    另据孔府档案《左传精舍志》记载,有左丘明推荐孔子做官一事。鲁侯想让孔子做司徒(可能是“司寇”之误),打算与三桓商议,于是就把这想法告诉了左丘明。左丘明说:  “孔子可是个圣人哟!圣人在朝廷做事,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就得离位。你想与他们商议,肯定不会有好结果。”鲁侯问他何出此言。左丘明说:  “周国有人喜爱裘衣和美味佳肴,想做个价值千金的裘就去与狐狸商量取它的皮,想办桌少牢美味就去与羊商量用他的肉。话还没说完,狐狸们就一块逃亡到山里,羊们就一块藏到深林中去了。以致周人五年也没制成一件裘衣,十年也备不起一只羊的祭品,为什么呢?是周人的谋算太失败了。你想让孔子做司徒,却去与三桓商量,这与周人跟狐狸商量取它的皮、与羊商讨割它的肉有什么区别呢?”鲁侯听了这些,就不与三桓商议,立即让孔子做了司徒(司寇)。从这则故事中可知,左丘明不仅善言辞,将与三桓议事比做与狐谋皮、与羊谋馐般行不通,善于发现人才,敢于推荐人才,且在朝中有一定影响,与侯王接触也较频繁。
    《左传》和《国语》的撰述,使左丘明成为一位伟大史学家。春秋末期,以《春秋》为名的新型历史著作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鲁之《春秋》等广泛兴起。鲁国文化发达,史料丰富,耿直的鲁太史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编著了《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  《左传》、  《国语》的面世,使内容大体相同的各国《春秋》黯然失色并被淘汰,可见其价值。古代帝王为谨慎言行以告世人,每代都有史官,负责记录帝王的言谈举止,左史负责记言,右史负责记事。左氏承左右史职掌,一身兼二任。在整理史料中,又受左右史分工的影响,为更广阔地反映历史,撰集了两种体裁的著作,一是主要为编年记事的 (春秋》,一是主要为分国记言的《国语》。这一开创性地按年代记事的编年体和分国记言的国别体,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传统史书的其它基本体裁,也大多在左氏二书中孕育了萌芽。左丘明具有伟大的开创精神,既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同时又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家。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西汉刘歆将它附在《春秋经》正文下作为《春秋经》的传文,始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亦称《左氏传》,并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它往往与《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多是春秋史实的详细记录,用以解释《春秋经》,因而被称为“春秋内传”,与“春秋外传”  《国语》相对称。  《左传》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68年),其后还附记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三家灭智伯之事,比《春秋经》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多出17年,字数是《春秋经》的10倍,存在“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现象,以及经、传观点对立的地方,因此《左传》是否传经的问题,自汉代以来就颇有争议,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传经与否并不影响《左传》的文献价值。有《左传》对《春秋经》作注,使我们更容易看懂《春秋经》。严格地讲,  《左传》应是一部自成系统的通史著作。
    《左传》作为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不仅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而且其思想成就也是相当大的。
    由于作者是一个充分掌握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史料的学者,作为一部史学著作,  《左传》记载了大量古代史料,其中着重记述了春秋一代各个封国的兴衰、战争和国家重要措施等军国大事, 同时也记录了王侯、贵族、官僚以及社会名人的行动和言论。这些史料不仅可与各种史书相参证,同时也是后人修史写书的重要依据,司马迁作《史记》就采用了不少《左传》的有关记载。因为《左传》记载历史不像《春秋经》那样简略,常常追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不漏琐事轶闻,所以全书包含的历史资料可谓空前翔实。
    《左传》不仅提供了大量丰富可靠的历史资料,而且在史书编纂上也有许多贡献。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资料详细的编年体史学著作,它在编纂方法上,不同于前代史官的历史记录,而是广泛搜罗资料,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剪裁,去伪存真,经系统整理研究而编成。这种修史方法在左丘明那个时代是具有开创性的。后代史学家,从司马迁到当代史学家,尽管编纂体裁上有所创新,但修史的基本方法却不出此途。  《左传》在编纂体裁上按时间发展顺序把各种史料整理起来,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史书的一大基本编纂体裁——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含有系统的思想理论,已经不同于流水帐簿式的《春秋经》记录。中国传统史书的其他基本体裁也大多在左氏书中孕育了萌芽。如纪传体,主要为纪和传。纪实际也是编年体,只是对编年内容进行压缩作为全书中心,再另列人物传记加以充实。传在《左传》中也有发端。  《左传》把重耳流亡国外从僖公五年至二十三年前后的十八年间事集中在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气叙完,实际相当于重耳流亡的一个小传。又如纪事本末体,通过交待一件事情的本未来叙述历史,这种方式在《左传》中很多。开篇载郑伯克段于鄢事,从郑武公娶妻生郑伯和共叔段开始,叙述母子兄弟间矛盾的发展,直到郑伯克段,母子和好,若干年的事情集于隐公元年四月,堪为典型的纪事本末方式。  《左传》中此类例子甚多。编纂体例上,  《左传》在叙事之后,往往以“君子曰”进行议论。所谓“君子”,或指作者,或指他人。虽不能说君子所云都是左丘明的原笔,但“君子曰”之体例由此开创。其 后司马迁《史记》沿袭这一体例,篇末多有“太史公曰”加以评论。班固《汉书》则改为“赞”。后代史书,无论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大都沿用这一体例,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评”,评论中,间或引用某人、某书之言,均不出左丘明体例。中国传统史书的特点是以记事为主,议论为辅,其优点是便于后世读者阅读。这一优点也是左丘明在《左传》中创建的。
    《左传》记叙历史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人物形象的鲜明活泼。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作者时而表现出浓重文学色彩,从而显现了历史向文学领域的侵袭,也表现出《左传》的文学价值。
    首先是叙事完整翔实,且富有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如晋公子重耳几十年流亡过程就写得很富有戏剧意味。别隗、过卫、乞食、醉遣、窥浴等,寺人披告密和竖头须请见的穿插,使故事离奇变幻。晋灵公与赵盾的斗争写得也是曲折尖锐。书中的“床弟之私”、  “密室之谋”更增添了故事的生动性。特别是对战争的叙述,在围绕一定轴心描写时,情节叙述曲折有致,生动逼真。辜之战中晋胜齐败已昭然若揭,中间却出来晋城主帅邵克受伤支撑不住要败之事,后来终又取胜,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其次是人物刻画成功。不仅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叙述中描写了众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有的正直,有的邪恶,有的机智,有的庄重,有的纯朴,有的诙谐,而且还通过连续记载人物的事迹,来描述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如晋文公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写出了性格的曲折成熟过程。楚灵王也是作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刻画的。诸如此类形象往往异常生动传神,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再次是语言美。叙事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钱钟书所引的例子,  “秦伯犹用孟明”,只一“犹”字便有五种意义:孟明之再败,孟明之终可用,秦伯之知人,时俗人之惊疑,君子之叹服,仅一字而言外五层含义,真可谓有“文约而事丰”之美。鞌之战时 晋军“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仅此简练一语,就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晋师争相逃命的混乱局面。  《左传》不仅能以简洁之笔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地描写战争,而且表现在外交辞令中的语言也很简洁精练,且委曲达意婉而有致。烛之武以整篇不到二百字的说辞,利用矛盾,分析利弊,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委婉、严谨、周密,不但退了秦兵,而且还得到秦的守卫,进一步退走晋师。僖公三十二年郑皇武子辞杞子更是极尽辞令之曲折、委婉。书中大夫、行人的谏说因人因事,因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体现了《左传》语言之美。
    作为一部风雷激荡的春秋时代生动的历史记录,  《左传》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在这些史实的记述中,表达出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及对时代人生的看法,其中流露的思想倾向也很鲜明。
    首先是反映了当时进步思想潮流的民本思想。在春秋末年,人神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左丘明在著述中敏锐地反映了这一思潮。如庄公三十二年史嚚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桓公六年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提出要敬神保民,把保民放在敬神之上,实质是借“敬神”来宣扬“保民”理论。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民的地位也得到了重视,提倡君主要把老百姓看成像自己的儿子。书中还通过揭露鞭挞高台弹人取乐、滥杀无辜的晋灵公,爱鹤胜于爱人的卫懿公,  “汰侈”的楚灵王等残民害民、无视民为邦本的无耻行径,从反面强调“民”的重要。在民与战争关系问题上,认识到民心向背、得民与否是战争胜败的关键、霸业的兴衰的根本。另外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也表现了对“人”的重视。
    《左传》中流露着浓厚的爱国思想。那时所谓的“国”,是以贵族为政治中心的封建邦国,但在当时强者为刀俎,弱者为鱼肉的现实下,封国的被侵伐残灭,居民是物质与精神上的主要受害者,因而保家卫国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以私财犒秦军,机智地使本国免遭偷袭之灾;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楚国的申包胥赴秦求救,七日夜哭不绝声,勺饮不入口,终于说服秦君出兵,打败吴国而拯救了祖国的危亡;鲁国童子汪锜卫国牺牲,作者特意引孔子的话予以赞美。相反,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的人,作者加以严厉的谴责。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国羊斟由于报私仇,致使本国军队败于郑国,作者义愤地斥其为“非人”。
    《左传》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反映出儒家仁人君子的政治理想。书中要求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对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行为的揭露,对于忠于职守、正直且具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表彰,尤其对逾越君臣关系、等级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乱伦的批判,如卫宣公夺媳为妾遭到国人的唾弃,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私通夏姬为人所不齿,都流露出这类思想倾向。对于各国间频繁战争胜败的判断上,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做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
    《左传》中还有与《春秋经》思想不吻合的崇霸思想。左氏不仅崇扬霸主,而且称赞齐桓、晋文之事,这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态度极不相适应。崇尚霸权思想首先体现在作者用心最多、写得最为出色的对大量争霸战争的描写上。书中写了众多争霸或与争霸有关的战争,材料丰富,叙述详细,描绘异常生动,对战争气氛的渲染,对战争双方的倾向,都可使人明显感受到作者对以武力攻伐征服的霸道和霸权的肯定。在左丘明看来,战争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安靖国家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21卷,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鲁国等国贵族言论为主,故名为《国语》。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各国史料详略多寡也不一样。《周语》3卷,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鲁 语》2卷,记春秋时鲁国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记载了臧文仲、里革及敬姜等几个人的逸事;  《齐语》1卷,记齐桓公称霸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论政的几次谈话;  《晋语》9卷,占全书近半,篇幅最长,前4卷专门叙述晋献公和他的几个儿子争斗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特别侧重于记晋文公的事迹;  《郑语》1卷,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楚语》2卷,主要记楚灵王、昭王二君时期的事;  《吴语》1卷,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  《越语》2卷,记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在记事上较《左传》早246年,记载史实二者相同者60余事,内容不同的有94条,记相同史实而有出入差异的近 100多条。  《左传》记周王室事迹简略,  《国语》则全面系统地记有周穆王、厉王、宣王、幽王、惠王、襄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敬王10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资料;《左传》对齐桓公称霸记载很略,  《国语·齐语》则着重记了管仲业绩,从中能详细了解齐桓公争霸经历;  《左传》对越灭吴记载略而不详,  《国语·越语》则用很大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灭吴的事迹。  《左传》侧重记事件原委,  《国语》注重各国贵族言论,言论需理论论证,形象表达也需大量事实作为论辩的缘起,所以在史实记载上,二书可相互参证、补充,  《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以补充“春秋内传”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列为重点参考书之一。
    《国语》并非一部系统的史著,而是古人言论的汇编。不过与《左传》在思想倾向上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重民”、  “崇礼”、  “尚德”等儒家观念,成为《国语》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同《左传》一样,  《国语》中虽有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并宣扬当时比较进步的“民为邦本”主 张。如曹刿对鲁庄公说的“惠本而后民归之志”,伍举对楚灵王说的“安民实为乐”,特别是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君,认为暴君之被逐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都是在宣扬这一主张。  《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中,召公主张要听民之言,因为从民的言论中可以体察到民情,才能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为民谋利益,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晋语》中太子申生忠君孝亲,乃至不忍反抗,宁死以殉父殉国,则反映了传统的尚德观念。不过《国语》所反映的进步思想,没有《左传》那样鲜明突出。
    《国语》记言为主,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一笔带过,虽然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对叙事、情节及人物形象刻画起了一定作用,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不及记事为主的《左传》普遍、完整。然其记言自有独到之处。通过记载大量的人物语言,丰富了故事情节,使情节更完整、生动、曲折,更能使人了解人物的行动,从而刻画出一个个性格更复杂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关于“骊姬害太子申生”的故事,  《国语》写得就比《左传》详细。由史苏之口预言骊姬将乱晋国,于是情节逐步展开。其中有优施如何教唆骊姬让献公疏远太子,夜吹“枕边风”,骊姬如何在献公面前说太子申生的坏话等。在详细语言中,展示了春秋时期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使情节更细腻可信,人物形象也更加清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重耳的刻画也显示了记言的优点。重耳在齐国安于现状时说:  “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姜氏良言相劝仍是“吾不动矣,比死于此”,被灌醉载行后,  《左传》只写了重耳醒,  “以戈逐子犯”这一举动,《国语》中则记载了重耳骂子犯的话:  “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后来重耳巧答楚成王的回报、通婚,已显示了他的成熟,回国后树威信向箕郑问信及向臼季学读书等情节,这些都是《左传》所没有的。可以说本书中重耳这个人物成长以至称霸的各个细节比《左传》要丰富得多。
    《国语》的文字质朴缜密。其语言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生动活泼且富有形象性。  《国语》不像《左传》那样有文采,所用词汇大都明白易懂,贴近口语,不显得古奥晦涩。如《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就是平实自然的语言讲出精彩的道理。又如重耳酒醒后与子犯的对话风趣幽默,如子犯回答重耳“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的话说:  “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意为事不成功,我不知死在哪里,你想吃我的肉就得与豺狼争食喽;要是成功了呢,你终日鲜脆美味,又哪顾得上我这腥臊肉?诙谐地写出子犯对成败决定个人结果的预见,为紧张的逃亡过程增添了轻松。缜密体现在人物语言上。人物语言都长于说理,重于教训。如姜氏劝重耳不可安于齐国,不但多次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来劝告,且举了武王、管仲的例子晓之以义,又精密地分析齐国霸业衰弱的形势,警告重耳不可失去时机。可谓旁征博引,逻辑缜密。
    《国语》在史学的编纂上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这种分地域、分国论事的体例,在记同一时代的某国历史时便以某国事件和人物为主要记叙对象,由于其有背景的联系,故与整个时代无割裂之感。这种体例后来多用于记载分封割据形势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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