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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盂子倡仁政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7 11:31:41 更新时间:2008-11-17 11:31:41
    孟子(约前372一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鲁公族孟孙氏后裔,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的重要传承人,被尊为“亚圣”。
    孟子的思想是以“仁”为中轴展开的,核心学说是“仁政”,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反对兼并战争,提出“民贵君轻”的光辉命题,力图实现“保民而王”的仁慈政治。这是他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在很多方面类似孔子。他周游列国,宣传“仁政”思想,并收徒讲学,也培养了许多杰出弟子,如乐正子、公孙丑、万章、陈臻、充虞、咸丘蒙等都很著名。
    孟父先于孟母早亡,但孟子自幼受到孟母的良好教育。  《列女传》等文献中记载了有关孟母教子的故事。如“孟母三迁”,讲孟母因住处先后靠近坟墓、集市,不利于孟子成长,而相继迁居,一直到最后把住处迁到学校旁边,表明了孟母重视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断机教子”,讲孟母引刀断布,告诫孟子学习不可半途而废,  “买肉啖子”讲孟母重视身教,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说明孟母很重视孟子的幼年教育问题。孟子自幼受到儒学的浓厚熏陶,孔子、曾子、子思的影响在孟子思想中有明显的轨迹可寻。
    40岁以前是孟子思想发展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以“通道”为主要目的,阅读五经,博览群书,精研孔子思想。40岁以后,孟子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当时天下群龙无首,战火纷飞,人民颠沛流离,统一与和平成为那时的时代精神。孟子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责任承担起由乱到治的历史重任。他希望世上出现尧、舜、汤、武那样的“王者”,也希望自己成为皋陶、伊尹那样的贤人。孟子就是怀着这种理想从事政治活动的。
    公元前333年至公元前330年,是孟子在邹出仕为官的时期。在此期间,邹鲁两国发生冲突。冲突中百姓不肯为国效命,以致死了不少官吏,邹穆公对此不解,向孟子请教。孟子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平时没有得到关怀,劝邹穆公实行仁政。孟子在邹国无从施展政治抱负,于是离开邹国周游列国,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
    孟子离邹时,恰逢齐威王立稷下学宫纳贤,于是他来到了齐国。孟子初次到齐,并没有得到齐威王的赏识。孟子认为自己是平民,按礼仪不便直接拜见诸侯,所以通过有官职的纸蛙进谏齐王。在稷下,孟子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如与公孙丑论梁惠王不仁,和通国皆称不孝的匡章交游等,后来得到了卿大夫的职位。但不久,即公元前327年,孟母去世,孟子只得离齐归葬。行丧三年后返齐,仍然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只好离开齐国。临行前,齐王赠金百镒,孟子以“未当处”而没有接受。
    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320年期间,孟子在宋、薛、邹、鲁、滕等国有过短暂停留。孟子抵宋时,宋君偃刚称王不久,孟子力劝戴盈实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并没有因宋是个小国而放弃实行仁政的努力。在孟子留宋期间,滕世子两次拜见孟子,为后来孟子游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孟子离开宋国,宋王赠送孟子兼金七十镒,孟子认为“将有远行,行者必赆”,没有拒绝。孟子离宋后路过薛国,听说途中危险需要防范,就接受了薛王赠送的兼金五十镒。孟子回到邹国时大约是公元前323年,在留邹时,他回答了任人对屋庐子关于礼和食何者更重要的问难,帮助曹交领会“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的真正含义,并与任国处守季任交往,因此他在离邹后曾去任国拜访季子。公元前322年,滕定公去世,滕世子派然友至邹拜见孟子,询问办理丧事的有关事宜。这一年,鲁平公用乐正子为政,孟子认为乐正子爱好善言,对自己仁政理想的实现会有帮助,就离开邹国前往鲁国。在乐正子的大力举荐下,鲁平公打算接见孟子,但臧仓却以孟母葬礼的排场超过孟父为由从中阻挠,使孟子的仁政计划再次落空。鲁国打算任命慎子为将军,孟子认为不教导百姓就利用他们打仗是祸害百姓,此议引起慎子不满。孟子后来离开鲁国到滕国,受到滕文公的敬重。只是到了这个时期,孟子才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思想的契机。他大胆批评农家的君民并耕学说,拒绝回答挟贵而问的滕君之弟。作为一个开明的君主,滕文公对孟子是尊敬的,而作为为君所信用的臣子,孟子却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滕文公问处于齐、楚两国之间的小国滕应该竭力奉迎哪一方时,孟子只是说了些君民上下同心与国家共存亡一类务虚不务实的话。这也许是他后来不受滕人欢迎的原因。孟子最后的处境是尴尬的,有人失屦于牖上,竟怀疑是孟子或他的弟子所为。孟子为实行仁政所做的努力再次付诸东流,公元前320年只得离开滕国。
    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9年是孟子留梁时间。孟子来到魏都大梁时,恰逢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子多次与梁惠王谈话,对纵横家的做法极其蔑视,和景春有过一场争论,并针对税制和治水问题与白圭进行辩论。公元前319年,梁惠王死,襄王即位,孟子离开大梁。时值齐宣王初立,努力复兴稷下之学,这为孟子又带来了新的希望,孟子再次前往齐国。
    孟子由梁之齐,曾在范和平陆两地停留过,然后抵达齐都临淄。在范,孟子见过新即位的齐宣王;在平陆,孟子和平陆大夫辩论,批评他不行仁政,并接受了齐相储子派人送来的礼物。孟子二次游齐的事迹较多:一是参与政事,如与君主(主要是齐宣王)论政,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等等。二是与人讨论,如与庄暴谈论齐宣王爱好音乐,与公孙丑讨论孟子当权问题,  “四十不动心”,养“浩然之气”以及齐宣王想短丧的问题,与匡章讨论陈仲子是否廉士等。三是止君并燕。公元前316年,燕国因燕王让王位给燕相子之而大乱。齐臣沈同问孟子可否伐燕,孟子说可以,理由是“(燕王)子哙不得与人燕,  (燕相)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齐国伐燕后,孟子反对,认为伐燕是“以燕伐燕”。公元前315年,齐伐燕胜利,齐宣王问孟子可否吞并取燕,孟子认为应根据燕民的悦与不悦来决定。公元前314年,齐取燕引起各国不满,孟子劝齐宣王“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齐宣王不听,结果燕人叛,齐军大败,  “齐宣王甚惭于孟子”。谏诤并燕使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有了裂痕,也使孟子在齐国实现仁政的理想彻底破灭。孟子打算辞去卿位离开齐国,齐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坚辞不受。辞去卿位后适逢齐国饥荒,陈臻问孟子是否再次建议齐王开仓放粮,孟子以不在其位拒绝。有人想为齐宣王留住孟子,在孟子离开齐国于齐西南昼县过夜时曾拜见过孟子。孟子在昼县呆了三个晚上,本希望齐宣王改变主意挽留自己,但齐宣王没有任何举动,于是孟子踏上回邹的路途。
    公元前312年,已届耳顺之年的孟子回到邹国。经过近30年的东奔西走,孟子明白了自己的王道主义理想已成为泡影。他不甘心自己的思想主张埋没于世,就在以后的时间里和公孙丑、万章等一起著述《孟子》,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公元前289年孟子逝世,留下《孟子》一书传于后世。
    孟子所处的时代正值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社会动荡,战乱不已,人民深受其害,渴望天下统一与社会安宁。孟子认为只有推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达到大治。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所谓“仁政”是指以尧舜之世为最高典范的清明政治,所谓“性善”指人与生而来就有善良的本性。在孟子看来,仁政与性善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仁政就是统治者的善心在政治上的实施。古代的圣君因为有同情别人的心才发展为有同情别人的治国之政。同情心是仁政的出发点。而同情心是人人固有的,是发自人的本性的。这样,仁政来源于统治者的善性并最后与庶民的善性相适应,因而得到民心,近悦远来,从而治理好天下。因此,仁政学说的根基是“性善论”。
    孟子推行仁政的基本目标是“保民”,以“民”为核心来行政施教。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认为决定统治者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
 服是一统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精彩结论。
    孟子从安民、养民、教民三个方面阐发其仁政思想。
    安民是孟子仁政思想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包括两方面的保民要求:一是从防止自然灾害侵袭的方面保护人民,一是从制止人为祸端的方面保护人民。
    孟子很重视保护人民免受自然灾害的问题。他举理想盛世的三王时代为例,借尧、舜、禹为人民免除自然灾害的事迹来要求国君注意灾年农民的生活问题。孟子在同邹穆公的谈话中尖锐地批评了他不关心自然灾害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不以百姓疾苦为念,以至于“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在同梁惠王的谈话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灾害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从制止人为祸端的方面保护人民,主要指反对军事上的穷兵黩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孟子对战争所持的态度也很复杂。一方面,他反对敌国之间无原则无休止的战争,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曾痛斥梁惠王不仁,  “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另一方面,孟子又不一概反对战争。他肯定率领尊君亲上之民讨伐陷溺其民的执政者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以仁讨不仁,解民于倒悬。当燕国发生内乱,齐国大臣沈同询问孟子可否伐燕时,孟子即说可伐,但前提是只有奉行天命的天吏才可以讨伐,否则仍是“以燕伐燕”,殃及百姓。
    注意防止上层统治集团的不当行为也是杜绝人为祸端的一个组成部分。孟子批评当时邹国的局面:灾年中的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山沟荒野,年轻力壮的逃难于四面八方,在国库充实的情况下,负责的官吏却不报告,这就是政治上不当的行为造成的。与此相应,孟子指出上层统治集团应注意民心,与民同甘共苦,遇事考虑百姓的意见。如选拔贤人,识别贤愚,在考虑亲近的人、众大夫意见的同时,还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孟子认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要求国君与民同忧同乐。
    养民,即保证百姓拥有基本的生活资料。这是孟子仁政的第二个措施。这项措施表现为四条:制民之产,使民以时,取民有制,善养孤寡。
    一是制民之产。孔子重义轻利,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中的义利之辨思想。他认为对于不同的对象应有不同的侧重点。统治者应该重义,而对于百姓来讲,只有在取得利益之后才能讲仁义。孟子要求统治者首先满足人民对“利”的正当要求,即解决人民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问题,施利于民,以达到晓喻人民,安抚、稳定人民的目的。所谓“制民之产”就是给予百姓一份固定的产业,使人民生活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富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小康水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固定的产业,农民就不会有稳定的思想,会为所欲为,放荡胡来。对农民而言,  “恒产”就是土地。这样,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便成为封建国家治乱的关键。孟子据此提出“井田制”主张。  “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指出“正经界”的重要性,并借此来恢复古代周制,即“井田制”。其具体方案是:把农田平均划分为九块,每块100亩,中间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分给八家农户耕种,八家农户首先共同耕种完中间100亩公田,然后再各自耕种自己的私田,这就是所谓的井田制度。  “井田制”的实行,便于恒产恒心,可以“分田制禄”、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有利于行政管理;可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有利于百姓和睦,互相帮助,便于区分国人和野人。
    二是使民以时。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应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他又反对滥捕乱伐。他主张: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斧斤以时入山林”,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数罟不入洿池”。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产季节性强。打仗频繁征集农民,必然贻误农时,影响生产。其“以时入山林”、  “不入洿池”,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
    三是取民有制。孟子主张薄税轻敛,对人民征收赋税要有一定限度,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措施。他虽主张设立关卡,但却不赞成向往来商贾征税,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做法,即只上交货栈税,而不征收货物税。对于长期积压于栈房滞销的货物,官方根据法规予以收购,以保证商贾的利益。同时,他又主张耕种者只须助耕公亩而不交税,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征收额外的雇佣钱和地税,以招徕远人。另一方面,孟子主张对人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过分的薄税不能保证国家的正常消费,因此必须制定合理的赋税制度。孟子在对夏贡、商助、周彻三种赋税制度比较之后厂建议采用劳役税的“助”法,反对实物税的“贡”法。农业税的税率,他认为“什一而税”和耕者“九一而助”比较合理。
    四是善养孤寡。孟子举文王兴起时,伯夷、姜子牙归依文王,并把文王当做自己归宿的例子,说明赡养老人、尊重老人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他指出: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鳏寡孤独是社会中最贫困而又无所依靠的人,实行王道仁政必须考虑到他们。也只有这样,仁政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孟子尊重老人,他说: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体现了尊老思想。
    教民,即注重道德教化。这是孟子仁政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孟子继承了孔子“富而后教”的主张,认为百姓有了固定的产业,丰年能吃饱,灾年不饿死,然后才可以“驱而之善”,
 而且教育是必须的,因为“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措施。在孟子看来,人如果只知吃穿安乐便与禽兽没有区别,但人因为有“心”而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孟子把人伦分为五个方面,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父子有亲。亲,指血缘亲情。父对子有养育之恩,子对父应用孝道来报答。孟子把孝分为三种:只满足父母口腹和身体需要的养口之孝;事奉父母心愿的养志之孝;因奉养父母使父母开心而感化全天下的大孝。
    君臣有义。包括对臣和君两方面要求。为人臣者,不仅要好善,  “敬其君”,而且要正君。孟子把臣分为四等:最低一等以博取君王欢心为目的,只是事奉君王。其上是以安邦定国为责任。再其上是希望自己的道义能施行于天下。最上等的臣是通过端正自己使天下都端正,这类大臣是“大人”,能纠正国君内心的错误,从而影响他人,进而安定天下。同时,孟子要求国君尊重、爱护臣下,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国君对臣下要加以重用,把臣下看做老师,努力向臣下学习,在招见贤人时必须待之以礼。孟子甚至认为作为王室宗族的臣下,在国君不听谏言的情况下,可另立新君。
    夫妇有别。强调在家庭生活中,夫妇之间是主从关系,妻子应当服从丈夫,恭敬谨慎。只有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和谐了,社会才会稳定。
    长幼有叙。强调年幼的要敬重服从兄长。  “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徐行后长谓之弟,疾行先长谓之不弟”,都说明为人弟必须尊重兄长,顺从兄长。
    朋友有信。强调朋友之间要讲究信任。
    孟子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教化方法。主张兴办学校,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还提出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说明年景好坏会对人的思想及行为状况产生影响。
    孟子的仁政方案虽然无法收到平息社会动荡,实现天下统一的效果,但他当时已经清楚地看到采用“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和“为君约与国,战必克”的法家、兵家和纵横家的政治方案,  “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是无从长治久安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秦国依靠霸道统一天下,不行王道仁政,峻法严刑,横征暴敛,结果二世就亡国了。而汉朝统治者施行仁政,与民休息,则获得了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时期。因此,孟子的仁政思想虽然不行于当时,却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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