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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回眸83年前的胶济煤商罢运风潮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9-10 09:02:35 更新时间:2014-09-10 09:02:35

   1931年,胶济铁路经营状况骤然吃紧。其原因是,金价暴涨,银价暴跌,运营成本加大。4月初,铁道部呈准行政院,饬令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于5月1日起,客货运价一律增加两成,以资补救。
  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孙科(孙中山之子)任铁道部部长。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此前称“胶济铁路管理局”)机关在青岛(原青岛铁路分局大院),葛光庭任委员长。
  运价提升意味着煤商运输成本加大。淄川、博山、章丘、潍县煤商向铁道部请愿,表示反对,但久无结果;向胶济铁路当局请愿,也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己的方式:罢运!
    沿线煤商争取外援
铁路成了众矢之的
  4月17日,沿线煤商决定:(一)自21日起全体休业。(二)通电全国,陈述山东煤业情形及不得已休业之苦衷。(三)组织山东淄(川)博(山)章(丘)潍(县)矿煤业联合会,推定执行委员15人,公推李又溪为主席。(四)各矿商之行动悉受联合会之指导。
  同时,公开致电胶济铁路当局:“山东淄博章潍煤矿业联合会定于5月21日罢运。”
  胶济铁路当局随即请联合会派代表前来磋商。
  4月19日上午,双方坐在谈判桌前。由于双方主张相距太远,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眼看无法撼动铁路,煤商积极寻求外援。以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鲁大公司”,下辖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为代表的沿线煤商,5月份向煤业同业公会、全国商联会、矿业联合会、实业部、上海市商会寻求帮助,以壮声威。
  效果十分明显。煤业同业公会呼吁铁道部训令“胶济铁路当局立予取消增价”。全国商联会主席林康侯担忧外煤趁机垄断,也致电铁道部、实业部、行政院,盼铁道部“迅令胶济铁路暂行旧价”。中国矿业联合会也呈文实业部,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为孔祥熙,他曾于1922年3月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处长,12月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胶济铁路当局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1923年元旦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正式收回胶济铁路时,“以4000万日元作为铁路赎价,年息6厘,10年还清”。这对铁路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铁道部部长孙科在5月16日回答实业部咨问时认为,此次“金价上涨,酌增各路运费,实为不得已之举”。
  其实,胶济铁路当局和沿线煤商一直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铁路给煤商低价运煤,煤商则给铁路以低价煤炭,双方互利互惠。这次提升运价,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铁路剑指鲁大公司
煤商罢运依然如故
  正当各自申诉之际,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使矛盾陡然升级。文章刊登在1931年5月28日的《益世报》上,题目是:《胶路煤商罢运风潮显有日人从中策动》。《益世报》与《大公报》齐名,在中国影响很大。这篇文章无疑是投向煤商的一颗“重磅炸弹”。该文怒斥:
  “此次风潮之主脑及策划者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经营之鲁大公司,中国大煤商甘为日人所利用,随声附和而已,此次罢运吃亏最大,厥为小商,在表面上淄博、章丘、潍坊等地大小煤商两三百家均团结在矿商联合会组织之下,实在小煤商不得已耳,对此罢运风潮,为顾血本关系,亦不赞同,故现时小煤商均自动纷纷向路局要求,从速批准立案,既行开运。”
  文章剑指鲁大公司,是因为鲁大公司为中日合办。在历史学博士张学见看来:“这种捕风捉影、带有明显反日情绪的报道,其动机显然是想给鲁大公司制造压力,从而为路局提升运价扫除障碍。”
  鲁大公司是胶济铁路沿线实力最强、煤炭产量最高、对外输出最多的煤炭公司,胶济铁路上调运价对其影响最大,因而抵制决心也最大。沿线众多华资小煤商由于资金少,难以抵御罢运带来的损失,固然希望铁路能够尽快正常运营,但人微言轻,罢运依旧。
  5月21日,罢运开始。胶济铁路沿线煤价随之飞涨。
    罢运风潮波及上海
各界施压含混复运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罢运风潮居然波及到了大上海。
  说来也巧,这年上半年,开滦煤矿与北宁铁路(北平至辽宁沈阳)也发生纠纷,北宁铁路拒绝运送开滦煤。开滦煤以上海为主要销售市场,致使上海煤炭供应告急。完全日资的抚顺煤趁机倾销,且数次涨价,上海煤市一时为日本人所操纵。
  胶济沿线煤商罢运,使运往上海的煤炭大大减少,上海煤市雪上加霜。上海市商会感到担忧,致电铁道部,批评胶济铁路涨价行为。
  面对舆论重压,铁道部于5月23日致电胶济铁路管理局:“运煤加价案,未便取消,但该路夏季加价,可援照向例办法,酌情办理,希婉劝复运。”
  其实,这时双方都有些扛不住了,因为罢运导致“双输”。“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因而双方都有所妥协。
  5月31日,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与煤方请愿代表在济南谈判,经过艰难协商,达成三点共识:
  “(一)煤商先行复运,在未奉到部令以前,煤炭出口内销,暂按夏季减价办法,每届月底,以两成回扣收价,并将原定夏季减价4个月延长为6个月。(二)路局将减价办法电部请示,倘部令只准照一成或一成五回扣,其多扣之款,仍应招回。(三)关于运率之商定,仍须呈部核办。”
  第二天(6月1日),煤商开始复运,罢运风潮告一段落。
  “新加运价则暂行保留,以不解决而解决之办法,含混复运”。1931年6月30日的《大公报》作出如此评价。
    铁路宣布恢复加价
沿线煤商再次火起
  罢运风潮,复归平静。但这份平静仅维持到10月底。这是“夏季减价4个月延长为6个月”的最后截止日期。
  10月初,胶济铁路当局宣布,拟于11月1日恢复煤炭内销出口运费加价两成的政策。
  沿线煤商再次火起。10月15日,淄川博山煤商代表丁敬臣赴济南,向山东实业厅厅长王芳厅请愿,表示:“倘胶路当局,悍然不顾,坚持加价,即决定罢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0月18日,煤商代表李祖模再次赴南京向铁道部请愿,呼吁“取消胶路运煤费加价两成加价”,否则“势将歇业”。
  胶济铁路当局毫不示弱,重申:煤炭运沪成本过高,是由于淄博一带“矿区运输到站之运费,及码头各捐费积累计算,成本过高导致”。铁道部也认为,胶济铁路沿线煤炭不能在上海畅销原因,是由于矿区面积狭小、资本薄弱、技术落后。
  双方各执一词,矛盾再次加剧。
  山东一打喷嚏,上海就感冒。上海煤业界接连致电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抗日救国委员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农工商学各团体等社会各界,陈述此次胶路当局运费涨价甚为不宜,强调:“截至10月20日,上海存煤只有30万吨,仅足供应1个月之销用,是以急需轮运国煤以资接济。”
  上海市商会接到上海市煤业界来电后,几乎把电文原封不动地发给铁道部,请求铁道部予以制止。
  10月29日,铁道部回电中国国煤产销联合会,明确拒绝停止涨价要求,并对商方指责因路方提价导致胶济铁路沿线煤炭不能运销上海,表达了不同意见:
  “国煤能否畅销,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视各煤矿能否多量出产;第二、各铁路车辆是否充足,至于运价之加否,仅属国煤获利多寡问题,绝非能否运输接济市面问题。”
    煤商广告中伤铁路
铁路恼怒控其诽谤
  为了置铁路于不利地位,胶济铁路沿线煤商李又溪、丁敬臣在上海不断登载广告,诬称胶济铁路此次上调运价系受日人所指使。
  这话从何说起?原来,按照中日谈判协定,在胶济铁路赎款未还清期间,中方须聘用日本人为胶济铁路车务长,但受中国局长节制。这就为煤商反“咬”铁路提供了“靶子”。
  这个借“日人”说事的战术,铁路一方曾于5月在《益世报》上使用过,如今煤商原样奉还。尽管牵强附会,但足以耸动视听。
  这种无端指责令铁道部非常气愤,批评煤商“为求达到一己之私利起见,不惜利用时机,张大其词,蛊惑众听”。
  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月余,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煤商借“日人”说事,故意“误解”,其杀伤力相当大。
  铁道部及胶济铁路当局猛烈反击,甚至在此次罢运风波结束后的这年年底,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委员陆梦熊等5人联名向法院控告李又溪、丁敬臣等污其声誉,讨回清白。
  其实,葛光庭很有民族气节。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学,叫冈村宁次,此人在抗战爆发后,于1941年到1945年8月,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等职。冈村宁次曾请葛光庭出任伪山东省主席,葛光庭断然拒绝。
  而李又溪、丁敬臣才是媚日派。抗战爆发后,李又溪出任日伪博山县县长,青岛大亨丁敬臣沦落为汉奸。这是后话。
    南京政府多方调停
罢运风潮落下帷幕
  眼看双方斗得难分难解,铁道部担心各走极端,均受其害。10月31日晚,分别致电胶济铁路当局及博山煤矿商联合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胶济铁路管理局收回加价成命,煤商须答应“不得趁机涨价”、“供给胶济路用煤须减轻价额”。
  由于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各执一词,铁道部的调停没有奏效。
  11月7日,罢运一周,煤价暴涨,“青岛煤价每吨涨两元,上海竟涨三两”。
  8日,煤商代表再赴南京向铁道部请愿,声称不达目的,誓不复运。
  面对煤炭市场日益恶化的局面,山东淄博章潍煤业联合会、上海煤业联合会、上海煤业同业公会、上海联合会,中国国煤产销联合会等纷纷致电实业部,表达了反对胶济铁路煤炭运输价格上涨的要求。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实业部致电铁道部,话说得很委婉,也很有力度:“当此提倡国煤,各埠煤斤将感缺乏之际,该路煤运万不宜发生纠纷,增加运价,此时似非所宜,可否即电胶济铁路局收回成命,或将施行日期,酌情展缓,以免率动各方人心之处。”
  面对各方压力,铁道部及胶济铁路当局不得不退让。铁道部回电实业部:暂停加价,一俟行政院核准,当即实行。胶济铁路当局最终允许煤商方内销、外销运费增加部分不用支付现金,只需记账即可。 
  煤商方最终接受条件,9日复运。牵动各方的罢运风潮,最终落下帷幕。
  对于这段历史,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张学见有着深入研究。他在论文《1931年胶济铁路沿线煤商的罢运风波》中介绍:
  “此后,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剧,日煤也加大了对华倾销的力度。为了减轻国煤运输成本,抵抗日煤入侵,在铁道部的授意下,胶济铁路煤价运费加价两成之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因而胶济铁路局与沿线煤商的合作得以延续。”
  打打闹闹,最终谁也离不开谁。在外敌入侵时,又一致对外,像极了一对同在屋檐下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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