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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
齐鲁大学的设立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8 11:18:06 更新时间:2008-11-18 11:18:06
  齐鲁大学是与燕京、金陵、圣约翰等齐名的教会大学,在山东乃至全国教育发展史上留有其深深的印迹。
  齐鲁大学的前身是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10个教会创办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系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成。民国易元,仍在三处设置文理、医、神、师范四科。1915年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学生46人,青州共合神道学堂110人,潍县广文学堂208人。
  1916年在北京的美国“罗氏竹花医学社”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三个班的学生转来济南并入由美、英主办的“共合医道学堂”,并带来15万元“协款”。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也迁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结束了1904年以来“四科三处”的鼎足局面。同年,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相继迁来济南与“共合医道学堂”合并。为了适应学校扩充的需要,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于当时济南市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定校名为“齐鲁大学”,英文校名仍为SandtongChristianUniVersity。届时将广文学堂设为文理学院,分文理科、预科、师范科、选科及研究班,共有学生108人;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设为神学院,学生118人;济南共合医道学堂设为医学院,学生51人。于9月正式开学,全校三院共有学生303人,教职员53人,其中外籍教职员36人。校长布鲁斯,文理学院院长戴维斯,神学院院长勃持,医学院院长尼尔,总务长赤赛特。学校经费悉由英、美、加等国教会支付。
  齐鲁大学的校舍,规模宏大,建筑堂皇,办公、教学、生活、运动分区而立,供水、供电设施齐备。其主体建筑是由美国工程师设计的,办公楼称麦柯密古楼,物理楼称考文楼,化学楼称柏尔根楼,图书馆称奥古斯丁图书馆,神学楼称郭罗神学楼,均是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外形典雅的礼拜堂称康穆礼拜堂,独具欧洲风格。在当时,齐鲁大学的规模和气派省内独有,国内亦少见。
  齐鲁大学是一所典型的由多个教会组织联合设立的教会大学,前后参与联办的差会有14个之多。其中属美国者8个,属英国者5个,属加拿大者1个。14个差会联合组成由差会上层人物及捐巨款者为核心的理事部。理事部主要负责筹措办学经费,审核学校预算,掌握着学校的经济命脉。
  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实施具体指导的是董事会。董事会由国内各联办教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初时,其成员均是美、英、加传教士,随着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尤其迫于“立案”的压力,其成员中中国人的比例逐渐加大。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因此,董事会内中外人员的比例及董事会人选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实际权力的归属。
  校长由董事会聘请,在聘请校长的同时,董事会也确定校务委员会(或称评议会)人选。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负有“秉承董事会旨意,计划一切行政”的职责。校长仅是行政事宜的“主理”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齐鲁大学的校长先后由英国的布鲁斯、美国的聂会东、英国的巴慕德、加拿大的瑞思培担任或代理。嗣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校长之职开始由中国人履任或代理,先后是李天禄、罗世琦、朱经农、林济青、李植藩、刘世传、汤吉禾、马尔济、吴克明。校长之外,又设校务长,负责与国外的理事部联系。校务长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一职位长期(1927—1935)由美国人德位思担任。学校的行政机构比较简单,1932年时,仅设有女生部(后改为训导处)、会计课(后改为会计室)、注册课(后改为教务处)、事务课(后改为总务处)。会计课(室)是学校的要害部门,该课(室)的负责人一直是外国人。与国内其他著名的教会大学一样,齐鲁大学在两国政府“立案”。1924年,加拿大政府批准齐鲁大学的立案申请,准其为毕业生授予学位或荣誉学位,毕业生赴加拿大留学,享受多伦多大学毕业生的待遇。
  1929年5月,齐鲁大学向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呈请立案,起初因当时的齐鲁大学内设神学院,宗教与学校教育未分离;设备尚不够完备,尤其图书馆藏书量少(仅2.4万册);未设外语系(仅有英语系是不够的);文理学院师资力量弱;作为大学必须设三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当时仅有文理、医两学院);校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未超过2/3,没有被立案。后来,迫于在校教师、学生及社会的压力,学校被迫进行政策“调整”,以谋立案:第一,他们用1米高的砖花墙把神学院“隔离”起来,宣布该院独立,并撤消宗教系及开设的宗教课程,以示宗教与教育分离;第二,他们将文理分开,设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并在文学院中设外语系(设英、德、日三专业);第三,出巨资购买大量图书,仅1930年就购中国典籍10万余册并西文书籍数千册,还高薪聘请一批高学历和有一定声望的教师;第四,改组董事会,仅保留7名传教士,使中国人在董事会中占到了2/3,又请来了孔祥熙和朱经农分别任董事长和校长。作了以上“调整”后,齐鲁大学于1931年12月获准立案。
  齐鲁大学在教育及教学管理上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立案前,学校设文理、医学、神学、社会教育(齐鲁大学成立时,将英国浸礼会创办的广智院并入,称社会教育科)四科。四科科长都是校务委员会的当然成员。立案后,神学、社会教育独立出去,学校将文、理、医各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三学院,院下设系(科)。
  医学院下设相当于系一级的科,1934年学校印制的《私立齐鲁大学一览》中,医学院下设11科:病理学科、组织学科、爱克斯光学科、生理药理学科、生物化学科、解剖学科、内科、外科、小儿科、眼科、产妇科。除本科外,医学院还设过药剂学、无线电学等专修科。“医学院课程为高级中学毕业后,修毕大学二年课程者而设”,因此,高中毕业生考入医学院后须在理学院学习二年基础理论课程,称“医前期”,属预科性质。医学院的学习年限是五年。
  为使学生既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又具备较宽广的知识面,齐鲁大学实行主、辅、选修相结合的课程体系。文、理两学院的学生,入校注册时必选定一主修系。文学院的学生还须确定一辅修系,理学院的学生则要确定一“相关学科”。学生在肄业期间要学习三种类型的课程。一是共同必修课。文学院各系设国文、英文、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教育(教育心理、教学法、伦理学)、自然科学;理学院各系设国文、英文、社会科学。除以上课程外,所有学生都必须修习党义、军训、体育。二是主修系课程和辅修系(理科称相关学科)课程。对该类课程,学校只规定必须的学分,而修习何种课程,学生可自主确定。三是选修课。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经系主任批准,可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齐鲁大学在学生学业成绩管理方面实行等级、积点制。成绩分为6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百分成绩和积点,如下表:
┌──────┬───────┬──────┐
│    等级    │  百分成绩    │每学分积点  │
├──────┼───────┼──────┤
│   甲(A)    │   90—100    │    2       │
├──────┼───────┼──────┤
│   乙(B)    │   80—89     │   1.5      │
├──────┼───────┼──────┤
│   丙(C)    │   70—79     │    1       │
├──────┼───────┼──────┤
│   丁(D)    │   60—69     │   0.5      │
├──────┼───────┼──────┤
│   戊(E)    │   50—59     │    0       │
├──────┼───────┼──────┤
│   己(F)    │   0—49      │  —0.5     │
└──────┴───────┴──────┘
  学生每学期之总成绩,按积点及积点与学分的比例加以评定。积点多、比例高者为优。考试成绩为戊者须在一年内补考,否则以已等论,列已者必须重修该课程。如一学期内主修课有两门不及格,不许补考,必须重修;如一学期有9学分的课程不及格,须退学。在最末两学年,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更加严格,积点与学分的比例平均在0.8以上者,方准毕业。  ‘
  齐鲁大学初创时,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当时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是“三大学堂”的原班人马,“一个传教士带上一至两个本校毕业生”便成了一个系。1926年《齐鲁大学章程》列出的文理科10个系31名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仅4人,以正规大学相要求,师资的整体水平是偏低的。尤其英文系,教师文化程度最低,一些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传教士和其他系教师的夫人滥竽其中。
  在申请立案过程中,齐鲁大学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1932年公布的文、理两学院设9个系,教师共41人。
  耳鼻喉科主任郎国珍,以及担任过科副主任的陈廷炳(生理学)、张汇泉(组织胚胎学)、王惠文(解剖学)、朱景森(药理学)、刘国华(药理学)等等,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齐鲁大学初建时,招生和毕业人数都很少。1917—1925年8年间,毕业生只有208人。1926—1931年5年间,毕业生也仅有230人。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招生条件要求过高。考生必须高中毕业,要通过党义、国文、英文、混合算学、中外历史、科学6个学科的考试。在当时,具备以上知识水平的学生很少。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届只招三四名学生,足见学校对考生的知识水平要求偏高。其二,是学习费用过高。学生要向学校缴纳10项费用,其中学费60元(理科70元)、住宿费20元(楼上24元)、膳食费60元,仅此三项每生每年就要140元。如再加上体育费、电灯费、刊费、实验费及各种保证金、特别费等则每人又要加上20余元。如此高(当然,与其他教会大学比,这还是比较低的)的费用不是一个普通工、农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其三,是受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学校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非基督教家庭青年宁可报考条件较差的国立专科学校也不愿到教会学校读书。尤其是齐鲁大学长期未能在中国政府立案也对学校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学校前途茫茫,学生纷纷转学,每届毕业生寥寥无几”。立案后,招生情况立即好转,1933和1934年文、理两学院招生都在百人以上。这是齐鲁大学最兴盛的几年,只是时间太短暂了。
  齐鲁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对宗教教育一直比较重视。学校采取“诱惑”甚至近于“强迫”手段,使学生诚信基督教。除教授宗教课程外,基督教徒还要参加每星期的礼拜和早祷告,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和各种传教的社会服务,去各地农村协助设立查经班、主日学或担负平民学校、贫民夜学的布道宣传工作。据统计,1924年全校学生301人,基督教徒293人,占97%。1933年全校学生417人,基督教徒327人,占78%。教员44人,基督教徒36人,占82%;中国教员31人,基督教徒23人,占74%。在中国政府立案后,虽然课程表上没有了宗教课程,但宗教教育依旧存在,这种教育是通过各种宗教组织开展的宣教活动进行的。由于各差会在宗教宣传方面曾有过“教会组织和洗礼仪式问题,由各有关教会分别自理”的协议。因此,在宗教宣传上呈现“竞争”的局面。属于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和教职员都积极活动,他们或者在课堂上公开讲道,或者把英语讲成了英语《圣经》课。周日是外籍教师最忙碌的日子。早晨,圣公会便在“保罗楼”下备下了丰盛的早点,吸引学生参加礼拜仪式。下午或晚间,许多教师都邀请学生到家里作客,一边享用茶点,一边“学说英语,分享社交和查经活动”。所以,到1933年时,在校学生417人中,基督徒有327人,比例仍占到78%。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军兵逼黄河,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停课。遵部令,除留下部分师生员工留守校舍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翌年秋,齐鲁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合大学的部分校址复校开课。1941年理学院将药剂专修科扩充为制药系,文学院增设国文研究所,理、医两院合办寄生虫研究所。1942年呈准寄生虫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投考资格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制两年;学习寄生虫学专业课程10门,基础理论课程7门,并进行论文答辩。抗战胜利前共招收4名学生,其中两人获得齐鲁大学理硕士学位。抗战初期几年,留驻的师生尚能“平安”度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随即进驻齐鲁大学。美、英及加拿大籍的教职员被押往潍县乐道院关押,中国教师和学生被迫解散,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尽遭毁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蓉的齐大师生陆续返济。经过半年整修,于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课。
  这一时期,学校的行政管理是在校长下设三处,教务处分设注册、出版两组,训导处分生活指导、体育卫生两组,总务处分文书、庶务两组。1947年上学期学生共442人,其中文学院105人,理学院123人,医学院203人,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人,教职员70人。经费由教会联合托事部拨款,教育部补助,1945年度教育经费3亿元。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少数人的操纵下,齐鲁大学曾将部分人员和物资南迁,医学院被迁往福州。济南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下,齐鲁大学经过短时间的整顿,由原总务长杨德斋代理校长,重又复课。1949年济南解放后,南迁的师生也相继返回济南。据当时统计,全校共有学生799人,教师119人,职员、工人271人,其中外籍人员仅11人(英国6人、美国4人、日本1人)。1951年4月,该校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根据华东高等学校调整方案,撤消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的有关系及部分人员分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农学院、南京大学等校,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东医学院接收。
  齐鲁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合。尤其是立案以后的齐鲁大学,教会势力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学校的发展方向,就整体而言,齐鲁大学已融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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