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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
龙口开埠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8 11:15:47 更新时间:2008-11-18 11:15:47
  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龙口港的发展。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中明确指出:在北方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口岸,应设5个渔业港。龙口是其中之一。
  龙口港处于莱州湾东北侧,地理坐标东经120°19′14″,北纬37°39′11″,东邻烟台,南近青岛,与大连、秦皇岛、天津隔海相望,气候属温带季风型,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2℃左右。
  龙口港水、陆交通便利。水路与全国主要港口通航,距秦皇岛143浬、大连127浬、塘沽155浬、烟台86浬、青岛314浬、上海591浬,是山东省直达东北、华北、南方各地的水上枢纽,也是山东省沿海小港口中转港之一。
  陆路距青岛202公里、潍坊166公里、烟台132公里。交通干线烟潍公路、烟青公路由此经过。
  龙口港直接腹地为龙口市、莱州市东北部、蓬莱市西部、招远市北部。腹地有矿藏煤、金、镁、玉石、大理石和原盐、水产品、农副产品等。
  龙口之名始见于清代康熙《黄县志》:“龙口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魏国公徐辉祖建。”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明嘉靖年间,龙口初为沿海渔户一沙碛网场,以渔产丰富闻名。隆庆年间,由于徐邳等地淤塞,漕粮难以北运,明廷诏令实行海运,漕粮自潍入海,经龙口运天津。清代中叶以后,海禁有所松动。1665年(康熙四年)首先准许山东等处居民下海捕鱼。
  1680年,又准海船出海贸易,直、奉、苏、浙诸省多来购鱼者。“北船来必粮酒,南船来必纸糖”,加之经龙口去东北谋生者逐年增多,渐集中为市,遂有渔店酒肆,龙口开始逐渐兴盛。
  乾隆年间,登莱遭灾大饥,直、奉商船载粮前来出售,龙口出现专营粮食的店铺。1852年(咸丰二年),黄河改道经山东流入渤海,运河中段淤浅难以通船,所有南漕米粮概由海运天津,再驳至北京谷仓,龙口又成为转运漕粮口岸。当时港湾内有商船百余艘,龙口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
  1859年(咸丰九年),大臣袁甲三奏请山东各口设厘捐局,遂于登、莱、青及武定、滨州16州县内分设6局。龙口为其中一局,辖蓬莱天桥各口、掖县海庙各口及昌邑下营各口。
  1861年(咸丰十一年)1月,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用英国人任总税务司,授予全权管理海关税务,并招聘外国人充任海关税务司和高级职员,推行洋关制度。1862年2月14日(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登莱青兵备道崇芳由莱州移驻烟台,兼东海关监督。3月,于烟台设东海关监督衙门,下辖龙口、威海分关。龙口分关下设羊角沟、石虎嘴、掖口、海庙后、黑港口、黄河营、栾家口、虎头崖、天桥口、刘家旺、平畅河、八角口,庙岛等13分卡。龙口港从此设立官方管理机构,初名税局,俗称常关。从此,渤海湾山东沿海各港口均以龙口为中心,来往船只日益增多,龙口集镇不断扩大。
  当时龙口没有码头。港口装卸靠过驳和笨重体力劳动作业。为保证船只进出安全,1871年(同治十年),由英国人在屺母岛建起一座燃油灯塔,塔上置木顶楼,高出海面61米,灯为盆状,内贮豆油,上加铁盖,盖周穿有7孔,7只灯芯由孔中穿出,缓缓转动,闪闪发光。此塔是继1867年烟台崆峒岛建塔后,山东沿海最早的灯塔之一。当时海关的职能主要是征税,港口年吞吐量仅几万吨。
  同治、光绪年间,龙口以南的黄山驿设有巡检司,兼管龙口码头事务。
  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龙口民政署兼管海关事务。龙口已与大连、营口、锦州、丹东、天津及渤海、黄海沿海各口岸通航。当年有中、日、英三国轮船24只、566艘次,民间帆船260只来往于龙口港。日入港大小轮船24艘次,最大吨位1200吨,最小吨位470吨。年进出港船舶1260艘次,全年进出口人数达85197人次,输入货物近30种,龙口成为南北海运必经之地。时有英商太古洋行的“温州”、“牛庄”,怡和洋行的“怡生”,旗昌洋行的“芝罘”,中国肇兴公司的“肇兴”,日商东和公司的“第二永田丸”等竞相航运。三国公司规定每5天航行一次。当时经龙口去东北、苏联东部沿海及西伯利亚地区经商打工者,每年达十四五万人次。龙口河北地段已初步形成一商业区(旧商埠)。
  1913年3月,日本人浅见亮受关东都督府派遣,对龙口地区进行了30多项调查,并向日本政府写出题为《龙口事情》的调查报告,详细地报告了龙口港湾、街市、人口、风俗、航运、贸易、税收、金融、腹地资源以及军队和政府等重要情况。1914年,田原天南再次来华调查龙口。他在报告中指出:“龙口由于与关东州诸港关系密切,并作为由虎头崖、羊角沟出口货物之转口地,其背面又有黄县之故,近来愈加繁荣。尤其有经该港而来往于东北三省苦力不下三四百万……”他们的调查,为日本出兵龙口提供了情报。
                    二
  1914年2月2日,北洋政府根据国务总理熊希龄等的呈请,决定开辟龙口为对外贸易商埠。埠区东西约6.547公里,南北约4.128公里,面积约27.026平方公里。官督商办,筹集股款开辟商埠,兴筑码头及各项工程,并制订了《龙口自辟商埠租建章程》20条。首条提出:“山东龙口地方,系奉中华民国总统命令准备作自辟商埠;与条约所载约开口岸不同。埠界划定后,准本国商人及洋商在界内租地杂居经营商业。惟须遵守商埠章程及警务规则。一切事权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不论中外商人,均受同等待遇。”龙口自辟商埠是一个适合国情、顺乎民意的决策,它为“发达地方,振兴商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7月,税务处呈准添设龙口分关。9月,负责管理港口贸易和港务的商埠局成立,蔡国器为局长,受省署直辖。9月3日,日军十八独立师团3万人乘兵舰24艘由龙口登陆与德军争夺青岛,北洋政府宣布:划龙口等地为“交战区域”,允许日本驻军。商埠奉令缓办。
  1915年1月,商埠重新筹建。11月1日,设立东海关(时称洋关)龙口分关,由东海关税务司苏古敦(英国人)兼管。下辖八角口、平畅河、刘家旺、庙岛、天桥、黄河营、石虎嘴、黑港口、海庙后、掖口、夏营、羊角沟、下洼、埕子口、辛庄、蓬莱等17个分卡。辖区海岸线绵延千余里,专司轮船征税,兼理距海关50华里内的常关税。海关设立初期,每年征收关税4万余两。
  龙口开埠后,海运益繁,商业益兴,沙埠码头不敷使用,港口码头亟待兴建。自日军由此登陆,龙口港更为国内外瞩目,有识之士奔走疾呼,“开辟龙口港,振兴实业,巩固海防”的口号响遍齐鲁大地。只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内外交困,自顾不暇,根本无能力从事实业建设投资。虽开埠但不能建港,兴筑码头搁置下来。
  1916年,莱州人赵琪(瑞泉)与好友吕镜宇(旗常)、张少卿、徐辅州、蒋晋英等赴京请愿:既然官办无力,可允许民办。租期50年,期满由国家偿还投资,收归国有……经多方奔走呼吁,始得大总统黎元洪批令允准,并在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农商部立案。这种名义上的“官督商办”,实际上是依靠商界以招股集资方式,使兴筑码头变为现实。
  1917年,杨湘任商埠局长。龙口商埠筹建会在上海召开。会后派人去天津、北京、济南、青岛等地筹集股金,每股100元。虽有京、沪同乡会协助,终因时局不靖,屡屡受挫,收效甚微。5月,原兴筑公司总理丁子真、协理蔡鼎丞辞职。6月6日,地方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由龙口与济南实业界人士合伙,招股集资组办的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理事会同人与新旧股东按“总理以有100股以上之股东、协理以有60股以上之股东”有资格当选等规定,推举赵琪、蒋晋英为公司总理、协理,任期4年,与商埠局分署办公,主要负责修筑栈桥码头。改选后的公司主要成员是:
  名誉董事长:张少卿(公举)
  名誉总理: 徐辅州(公举)
  总  理: 赵 琪(95票)
  协  理: 蒋晋英(95票)
  董 事长: 吕镜宇(各董事选举)
  高等顾问: 劳逊五
  赵琪,1882年生。青岛德文学校毕业,后去德国留学。曾任青岛警厅翻译,并在江苏淞沪警察厅担任外交事务,精通外语。因与德商兴讼,官司直打到柏林高等法院,获胜后在中外引起关注,颇有声望。吕镜宇系总统府高等顾问,因眇一目,人称吕瞎子,才智双全,能言善辩。工程设计之前,赵琪辞去淞沪警察厅高等外交顾问及督察长职务,亲率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技术人员陈大我、成梅荪等参观了青岛、秦皇岛、大连港码头,亲自测量海水、征租土地、修订章程、绘制图样、筹措资金,费尽心血,不遗余力。并先后力克商埠局长杨湘等人阻碍兴建码头的“背驰”行为和因战乱及当年7月1日张勋拥宣统皇帝复辟造成的股东惶恐等不利因素,使码头建设在淞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州、督军张少卿及商埠局新局长李建寅等人和各股东的支持下“纲举目张”、“一呼百应”。尔后他又与蒋竣宇、王玉田、张孝先等几经筹划磋商,于北大圈圈地8.86亩,以造价12.8万元承包给美商慎昌洋行。
  码头于1918年9月动工,翌年10月5日竣工,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中国独一无二的铁骨水泥结构、全长250米、宽8.97米、高5.95米的栈桥码头。桥面受重每平方米1500公斤。并铺设间距6米的小铁轨,配备4轮平车和可运转的起重3000公斤的起重机,用于装卸货物。两侧置煤汽灯(亚拉丁灯)7盏,用于夜间照明。并备有14个救生圈和泊系大船的铸铁绑缆器16个,泊系小船的铁环24对。配置上下码头铁梯10具,防擦木等一应齐全,为中外人士啧啧称道。码头建成,根据各船行的要求,免收靠船费6个月,3个月内不收旅客票费,以示优待和招徕。并发布《码头现行章程》,加强码头设施和船舶靠离以及收费管理。
  1920年1月3日,经汲泥船疏通航道后,吃水4.3米的日轮“利济丸”试靠码头未成。4月17日,肇兴轮船公司总经理(黄县城后遇家村人)亲驭吃水4.3米的“荣兴轮”首靠成功,开创了轮船直接靠拢码头先例。
  北栈桥码头的建成使用,轰动一时。龙口市民群情鼎沸,纷纷到场庆贺,盛况空前,并摄影存念。当时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的《申报》、《山东日报》、《济南简报》、《大公报》、《芝罘报》、《青岛新报》、《益世报》、《商务报》、《山东法报》、《北京晨报》等10余家报社发表了30余位知名人士的撰文,称道此事“规模宏远”。天津《益世报》赞为“发达之声”。《济南简报》称“破天荒之新建筑。在铁路则为黄河桥,在河海即为龙口之码头”。吕镜宇撰文说:“龙口堤桥码头乃吾华之创造。其规模之大,工竣之速,诚为各埠之冠”,可谓“东亚河海工学业第一声”。
  商以港兴。自此,龙口“商云蔚起”,开始与旅顺、营口、安东、天津、大连、上海、厦门及香港正式通航。同时,也打破了龙口街市的旧格局,在码头北侧迅速开辟了新商埠区,除粮业外,其他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出现了绸缎庄、船行、杂货店、代理店、粉庄。这些商号财力雄厚,操纵龙口商权,商船载运来的货物定行价、过钱码皆由其把持。据天津《益世报》1919年4月29日载:“中外商家之有远见者,均纷纷向龙埠设立商业基础……轮船骤增五倍。”龙口港的航线也迅速扩展,成为山东省仅次于青岛的第二大港。龙埠发展之速,诚非初料所及。
  1920年,赵琪继李建寅任商埠局长。当时商埠局设局长1人,提调1人,秘书1人,科长3人,科员6人,书记3人,传达1人,卫兵5人,夫役1人。局长月薪300元,司员月薪不等,夫役为8元。每月薪饷801元概由省库拨发。
  1921年,商埠局改称总办。1923年,薛丕治、高延文、王泽沛先后任龙口商埠总办。1925年7月,赵琪率成梅荪、蒋竣宇、赵伯衡、司立均、王玉田等骨干赴青岛就任“胶澳商埠总办”,将商埠兴建一事推交给兴筑公司总核张维仲(锡琪)代理。嗣后,赵琪继任国民党青岛市长、日伪青岛市长。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刑。
                    三
  张维仲(1882—1931),黄县城关人,家资殷实,有千余亩土地出租,在黄县城、龙口、烟台、胶州、北京等地开办当铺、钱庄、商号与粮油店10余处。虽一生恪守“君子不党”信条,未跻身政界,但深明大义,关心国家前途,富有正义感,终生以“实业救国”为奋斗目标,坚韧不拔。及与赵琪等结识,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谈及筹建商埠资绌,慨然解囊,一次认购数百股。正如赵琪在《开辟龙口商埠记事》中所叙:“张君维仲,家资巨富,一诺千金……”
  为兴建商埠,张维仲勉为其难,竭力创办实业。他结交益兴源烧锅东家张蔚东、炽昌厚经理王惠堂、肇兴轮船公司总经理李子初等,除致力于修马路、铺钢轨、建仓库,还带头投资集股与王子壮开办震兴火柴公司,商标“双龙珠”,生产红头火柴。厂址设在海汊河北岸,工人200名,设备配套,质量胜过当时的烟台“玉手”、“蜜蜂”火柴,畅销全省。后因资金不足,兑与炽昌厚,改名“炽字”火柴。同时,他还与掖县曹霞屯开办龙黄电灯公司。因煤源不足,未能通到黄县城,只供本埠照明用电。
  为繁荣本埠文娱生活,他出资创建龙口新舞台剧场。场址在大马路西,面对发电厂。特请上海设计师设计,图纸即费大洋200元。剧场前门门斗水泥雕花,楼高3丈,3扇大门,富丽壮观。场内设楼座、边座、池座,三面环绕舞台。楼上分包厢、前排两种。场内可容观众2000余名。戏台宽大,有安全门4个,规模列胶东之首。建成后特邀京津名伶演出,场场爆满,盛极一时。
  为便利交通,繁荣市场,他于1924年、1925年独资购买了一部分人力东洋车,开办龙黄洋车公司,自兼经理,对商埠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他还带头组成拓植公司,重修河北马路,拟将全市商店、客栈、饭庄均迁入商埠。后因当地士绅担心影响街里市场发展极力反对而中止。
  龙口南市场与北商埠间有道海汊河,河上木桥因海水腐蚀摇摇欲坠,车辆通行十分危险。1927年,张维仲发动北皂村民集资数千元,亲自带领技术人员测量绘图,开工重建。历时半年,一座长100米、宽5米的方石水泥大桥建成。桥下设5洞拦水闸,调节海潮涨落,使数百亩耕地免受海水浸蚀。这座桥便利了交通,保护了耕地,深受群众欢迎。
  在兴建龙口商埠过程中,张维仲克己奉公,廉洁自持。公司有个把头李定荣,天津人,全家6口,生活比较困难。他承包建筑商店获得利润,使全家解决了暖饱。为感谢张维仲的关照、信任,李宝荣每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要带上礼物登门致谢。张维仲一概拒绝。第二年年底,李宝荣派人送来猪肉两爿、鸡鸭各10只、鲜鱼1箱,还有各种糕点。张维仲立即派人送回。往返两次,最后李宝荣亲自来送,诚恳地说:“东西买了,钱也花了,请您收下吧!”张维仲说:“当时是因为你家口多,将工程承包给你。谁让你花这么多钱!”最后,李宝荣只好应许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张维仲收下一部分礼物,赏大洋50元。李宝荣含泪告退。
  1929年黄秉笏接任龙口商埠总办。当年11月,龙口商埠总办奉令裁撤。港务管理除海关长期履行其职责外,其他事项均由私人各自经营。
  当时经营船舶运输的是有名的“八大行”和它们的代理行。这些轮船公司除运输客货,还兼理组织货源,为货主代办其他业务。港口装卸则由曲家帮、逄家帮、刘家帮三大把头组织来自昌潍、淄博、惠民等地的农民从事。驳运摇舢板由当地人承担。
  码头建成伊始,因无大仓库存货,钢轨小车辅路未修,码头离市区20多里,中间隔有荒滩,交通运输不便,影响了轮船停靠业务开展。同时,因客运设施简陋,旅客上下船仍要靠舢板过驳,每遇风浪,旅客不能下船离港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修建沿海大堤、柏油马路和烟潍铁路,仅当时几家人的经济实力确实难以企及。赵琪将几个骨干带走后,虽仍给予支持,但已是鞭长莫及,工作愈难开展。从那以后,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仅靠码头费、地租、沙捐、房屋租赁费支撑,几乎年年亏损,每况愈下,虽经大量裁员仍然入不敷出。张维仲有时只好以个人土地、住宅作抵押贷款为数十名职员补发工资。为表彰张维仲兴建龙口商埠的功绩,总统府曾向他颁发金质七等嘉禾章以资鼓励。
  龙口开埠后,对外贸易逐年上升。1919年进出口总额约为29万海关两,1922年增加到100万海关两,1926年增加至200万海关两,1933年遽增至500万海关两。1935年进出口船舶总数达2693艘次,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年吞吐量达885371吨。据日文资料记载,1927年至1931年间,龙口各业商号637家,其中粮店78家,钱庄15家,布庄20家,煤庄32家,杂货店65家,旅馆24家,粉庄38家……粉庄多集中于市南,故称南粉庄。
  30年代中期,龙口港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成为“东牵烟台,北控津沽”的进出、储运、集散水上交通之要冲,为北方六大港口之一。1930年,来港中国船184艘次,153729吨位;英国船8艘次,9962吨位;日本船78艘次,80020吨位;其他国船6艘次,9114吨位。龙口内港航运势力,中国船1058艘次,6371166吨位;法国船102艘次,11162吨位;日本船310艘次,114878吨位。是时,龙口湾内“洋船”云集,龙口街市“洋货”遍布,龙口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经济发达到有史以来第一个鼎盛时期,“俨然一小都会矣”!
  1931年1月,财政部关务署调整海关机构,常关一律裁撤,重新划定关区,东海关管辖威海、龙口、系山口及芝罘分关。9月,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总核张维仲因膀胱结石医治无效病逝。当时公司账上尚欠他薪金4000元,而家中一文不名,靠变卖了几亩祖田和亲友资助办理了丧事。讣告发出,龙口市民与生前友好无不悲伤痛惜。开吊时,收到祭帐、挽联100余件。墓志铭由赵镒斋撰稿,杜明甫书写。其中最后一节写的是:“……为兴筑龙口商埠,赵君瑞泉发轫于先,张公维仲创业于后,虽中道仙逝,半途而废,而其救国热忱,奋斗精神贻福桑梓,使后人永志不忘。”
                      四
  1932年,英人汉达被正式委派为龙口分关副税务司。6月,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推选张殿邦为总理,张履诚、曲运鸿为协理,赵金栋为会计,张孚臣为庶务,逄学寿分管工程。张殿邦上任不久,即由张介之(张维仲之弟)代理,随即又由张履诚代理。
  1933年8月17日和12月13日,日本军舰两次侵犯龙口海域。1934年,日本驻芝罘领事馆成员柏木兴七总管龙口海关事务。1937年,日本军舰、飞机不时骚扰龙口。龙口至大连航线停航……
  3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船运业振兴。当时龙口“八大行”中政记公司的“得利”、“有利”、“乾利”轮,肇兴公司的“来兴”、“裕兴”轮,直东公司的“北京”、“北铭”、“晋兴”轮,大通公司的“东华”、“永顺”轮,洪盛春的“惠平”、“泰康”轮,炽昌厚的“龙平”轮,裕庆行的“龙安”、“龙得”轮以及兴顺昌的轮船共17艘,来往于龙口至东北三省和天津之间,多以载客为主。其中政记公司的“乾利”轮和肇兴公司的“裕兴”轮往来于龙口至上海、香港之间,以运粉丝为大宗。另有烟台毛和兴船行的“新聚云”、“济安”、“登州”轮及北方船行的“新安”汽轮,常来往于登州、虎头崖、石虎嘴各港口,运货兼运客。龙口港来往旅客达10万人次之多,年吞吐量已达80万吨。进出港船舶最高年份(1935年)达2550艘次。进口货物以洋布、洋线、火油、煤炭、白酒、烟、麻、砂糖、豆饼为大宗。其中进口以绿豆最多,仅招远、黄县两地就销售约7500公斤。出口货物以粉丝、供香、花生、花生油、草纸、毛头纸、沙参、沙粉(高岭土)、花椒、白菜、大蒜、长把梨及药材为大宗。其中粉丝出口最多。1935年出口粉丝400.32万公斤,占全国出口的65.03%。出口货物总值为国币110万元,仅占进口货物总值453万元的24%。当年英、美、日等国对龙口的输入额是128.5万元。
  1937年9月,日军开始封锁山东沿海。龙口商号关闭,人心惶惶。屺母岛灯塔停止燃灯。1938年2月,日军等五师团千余人进犯龙口。4月29日,胶东特委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七、八支队到达龙口,收缴了海关全部武装,有21名海关人员加入抗日队伍。7月,以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成立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龙口海关大部分分卡均在辖区内。专员公署设缉私委员会(后改为货物救国捐征收处),公布货物救国征税条例,在沿海一带征收关税,严禁日货,为根据地的建设壮大做出了贡献。
  1939年3月5日,日军占领龙口,设领事馆。烟台东海关关长莫米库拉任命日本人马鲁治到龙口任帮办。7月14日,成立伪芝罘港务局龙口分局,由日本海军中尉井村研尔任局长,正式对外办公,把持了港务与海关权、关税自主权。龙口成为日军掠夺金矿石、氟石、粉丝及捉拿劳工的运输港口,海关成为日军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
  当年,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人员离职四散,遂告瓦解。
  1940年秋,日伪在龙口设专员公署,下置龙口港事务所。
  日伪统治期间,日军为掠夺胶东资源,在今3、4号码头中部突击修筑了长10.5米、宽20.6米、吃水1.7—2.6米的钢筋水泥木板混合的踏步式码头。经营装卸的“三大帮”为汉奸把持,直接受日本管理港口生产的国际公司支配。此时,龙口海运不畅,街市冷落。进出港轮船由几十艘锐减至几艘,帆船由几百只锐减至二三十只。市面大小商号仅剩317家,勉强支撑,日商垄断了龙口经济,民族商业濒于全面崩溃。
  1945年8月,龙口光复。黄招工商局和部分海关分卡事务所人员进驻龙口,设立龙口工商局,下置稽征股(后改关税股)。龙口港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港口,龙口海关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全国第一个港口海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民族商业和航运业日渐衰落,龙口港吞吐量急剧下降。1949年,年吞吐量仅47500吨。
  1950年1月,龙口港成立搬运公司。2月,龙口招商局成立。5月8日,龙口海关事务所改称烟台海关龙口支关。11月4日,龙口支关港务设施移交港务部门。12月,设青岛港区港务管理局烟台分局龙口办事处。
  1951年1月1日,烟台海关改为烟台分关,受青岛海关领导,龙口为三个支关之一。1952年10月,龙口港务办事处从龙口搬运公司接收304名装卸工人组成装卸大队……
  龙口港现已成为国家一级对外开放口岸,海关、商检、动植检、卫检等配套机构一应俱全,服务便捷。外贸进出口拥有自营权和保税仓库,形成了集商品生产、收购、储藏、运输、出口于一体的新格局。已拥有万吨级以上泊位5个,已开通20多条国内航线。其中有直达香港、日本集装箱班轮航线,有直达天津、大连、秦皇岛的客运航线,成为内通全国各港,外联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欧亚大陆桥头东端的桥头堡”的中国北方重要进出口枢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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