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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
来源: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3-02-26 11:23:45 更新时间:2013-02-26 15:12:34

    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革命运动,担任泗店区六乡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了镇压土豪劣绅和反击地主武装反扑的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六年八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九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十一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1932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
    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一九三三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在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十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香城固战斗。1939年秋入华北党校学习,一九四〇年九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一九四二年二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十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一九四五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他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率四个纵队又两个师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74师。毛泽东说:“陈毅打孟良崮,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可见许世友在孟良崮战役中的地位。
    许世友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维(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率部进军津浦路,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即青战役、长山列岛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这个战役在朝鲜金城地区突破敌人防线,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归国后,许世友同志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 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时共授予55人上将军衔,后又增加王建安、李聚奎同志),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9月,许世友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
    1966年11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
    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
    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5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酗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
    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
    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 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1967年8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
    表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首先向许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要求许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1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半夜电召许世友来沪,许世友的出现,使林彪小舰队阴谋加害毛泽东的罪行计划完全破产。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1973年底,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4年1月,许世友参与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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