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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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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于民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9-22 11:07:32 更新时间:2014-09-22 11:07:32
    毕于民烈士(1909——1938),原名刘镇东,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雪野庄农民家里。1929年在莱芜县中学毕业后,来虎林县倒木沟(今虎林境内858农场场部所在地)寻亲,与母亲在一起务农。1931年“九·一八”事变,高玉山组织了依兰镇守使营管辖区域战时自卫团第九大队,毕于民出于爱国的热忱,参加了这个部队。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曾派党员深入高部做地下工作,毕于民在这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参加到中共饶河县委领导的饶河农工义勇军。
    饶河中心县委因毕于民对虎林情况熟悉,派他和于华南到虎林县沿乌苏里江一带的偏僻山村开展建党活动。经过他的努力,1933年3月在九牌(今东诚镇仁爱村)秘密发展3名党员。同年4月正式成立了九牌党支部。1934年3月成立中共虎林区委时,任区委委员。1936年7月成立中共虎林县委时,任县委委员。同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时,任军部副官长。1938年春成立抗联第七军虎林办事处(驻土顶子)任主任和独立团(后改补充团)政委,负责虎林地方党和军队,以及军需供应等工作。
    他来虎林首先抓的第一位工作就是选择易于开展工作的地方,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进而发展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九牌党支部成立后,他又去四方林子、倒木沟等地发展11个党支部和一些抗日群团组织。很多党、团员是他亲自发展的。依靠这些组织在虎林县开展抗日工作。他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传达党的指示,布置工作。紧紧地与这些地方组织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能在敌伪统治势力较强的地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党所交给的任务,并把这些地点建成了军需供应基地和通讯联系点。
    根据党的统战政策抓了山林队的联合。在“九·一八”事变后,虎林有不少报字号的山林队。他们不甘心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帮一伙的散于山林之中,时而进行一些抢劫活动。1935年后,毕于民根据中心县委指示,对他们进行联合活动,他大胆地深入“九江”、“长占”、“七省”等山林队中,一个队一个队地开展抗日宣传。其中有些人表现握枪欲发之势,他看到后,面不改色地说:“你们应该把枪口对准日本子,那才是好样的!”持枪人听后将枪撂下,毕继续进行宣传,终于将这些山林队争取过来。收编不久,“中央”(刘廷春)、“七省”(贾瑞富)、“长占”(张锡田)三个山林队,仍违犯纪律,在群众中进行“绑票”,把人圈在四道亮子不放,群众反响很坏。为了挽回影响,毕于民在1938年6月,带人前去,并带慰问品和部分金钱。为防止意外,采取巧妙的办法先缴了枪,然后进行教育,绝大多数认识到这做不对,把抓来的人放了。毕即将武器归还他们,进行了整顿。唯有“中央”队头子刘廷春系伪军连长出身,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整顿时他外出了,在回归途中闻迅,急忙赶回四道亮子,见面就骂,怎么教育也不行,甚至掏枪动武,被当场击毙。从此,这些队伍加强了革命纪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毕于民还大胆、机警地深入到伪军、警察中去进行争取爱国军警的工作。先后共争取了3个警佐级的警察署长,如独木河口署长张旭武、倒木沟署长刘日宣、黄耀亭。独木河口警察署长张旭武自争取后,从1935年4月即向抗日队伍提供敌人情报,一直坚持到1940年整个情报组织被破坏、本人被捕遭敌人杀害为止。倒木沟警察署11名警察在刘、黄的影响下,全为地下党工作。倒木沟驻有五、六十名伪骑兵,经过毕于民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伪军不愿再为敌人卖命,借连长到阿城上军校这机,全部反正。驻黑咀子(今虎林镇)的伪军1个团,到山里“讨伐”,先派人给毕送信,使我们事先有准备。有一次毕于民患感冒在毕家大院休息,突然来了伪军“讨伐”队,毕即躲进屋里蒙大被发汗。这时一伪军营长领兵进来,毕毫不惊慌地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放我走,不是中国人就把我送给日本子领赏去!”伪营长当即问:“你是谁?”毕就将名字告诉他。营长听后吓了一跳乖乖地走了。
    当时虎林队伍的军需,多由毕于民负责筹划。他在虎林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很高。只要当地党组织和基本群众,接到他个人写的条子,立刻就准备粮食、布匹、棉衣、鞋、帽、油、盐、药品,甚至枪支、弹药等,通过人扛、马拉送上山去,以供应队伍的需要。 以后归了大屯子,给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加了困难,使军需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于民1938年春,在土顶子密营里,修建了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地窨子,种了几十垧地的玉米,以防不测。他与山下的群众联系也没有中断。各党组织看到他写的条子后,也都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藏在粪车底下,瞒过岗哨,运出村外,交给山里的来人。
    毕于民威震敌胆,敌人贴出告示悬赏,谁要抓到毕于民,赏国币1万元,伪军警垂涎,都想发这笔意外大财。毕于民根本没怕,照样来往于各革命据点。一次到黑咀子被警察认出,他一看不好,正巧过来一个算命先生,即将算卦的褡子借过来搭在身上,拿过草帽戴到头上,从容而去。又一次进街遇到伪军,被追赶得无处可走,进了一个岗楼,打死站岗的警察,换上衣服脱险。有一次进街被一个骑马的日本警察发现,向他要居住证明书,他借掏证明书的机会,猛一下把日本子打下马,顺势骑马向东驰去。行至砖窑藏在砖坯里,用泥抹了脸,装做托坯的样子。追赶的敌人过来问:骑马的人哪去了?毕指向跑着的马说:人到那边去了。敌人便向马跑的方向追去,毕乘机脱险。再有一次毕从黑咀子回来,走到刘麻子店,见6辆日本军车陷在雪里不能走,他便机智地过去帮他们。日本兵还说:“你这个苦力大大的好。”毕乘机高兴地走了。还有一次毕于民被特务堵在屋里,他很机动灵活,将自己的橹子枪在裤兜里开火,把特务打死,他安全脱险。
    毕于民在残酷和严重困难的抗日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从未遭到任何伤害。但不幸的是1938年9月中旬,正当毕于民为党积极工作的时候,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成为叛徒,被处决)给毕于民强加上“与军部闹独立性”罪名,指使人以军部开会为名,骗至饶河途中枪杀,年仅30岁。毕于民遇害后,部下无不痛哭,群众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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